本文通过对沈从文1940年代中期到1950年代初期的思想变化的考察,重探沈从文的转业之谜,主要借助沈从文1946年到1952年的杂文、文论、诗歌和小说,分析建国前后沈从文的精神世界和文学创作观念的转变,以此重新讨论沈从文放弃文学创作走上文物研究道路的原因,力图从更丰富的角度呈现沈从文转业的内在因素。全文共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分别梳理目前学界对建国前后沈从文的相关研究,本文的问题意识与文章的相关章节安排。第二部分首先对沈从文1940年代的政治理念进行梳理。从1940年代初期《战国策》杂志上的文章梳理沈从文比较碎片化的一些政治理念,如他对文学与政治关系的辨析,指出此时沈从文的创作已经呈现出“看虹摘星复论政”这两个面向;到抗战胜利后,沈从文将创作重心更多地放在“论政”这一面,从蔡元培的“以美育代宗教”一说进一步发展出自己的“文化建国”理念,以“抽象原则”作为最高的政治原则,以思想家教化政治家,构建出自己的“文化城邦”,逐渐开始形成自己的政治哲学。第三部分通过对1940年代末期左翼文人对沈从文的相关批评和沈从文的去留问题的研究,进一步分析沈从文在建国前出现的精神危机,指出政治压力并非导致他自杀的唯一因素,40年代以来创作困境、婚姻家庭危机等也影响了他当时的精神状态。在“自杀”未遂之后,他之所以愿意“归队”的思想基础,是源自知识分子的爱国主义和对新的人民观念的接纳。除此之外,对毛泽东思想的抒情化解读和认可,成为他愿意接受思想改造和前往四川参加土改的重要前提。第四部分借助沈从文土改期间的书信,以工作、观察、阅读和创作这四个动作分析沈从文在土改期间的主体实践。沈从文在土改期间参与的工作并不多,处于边缘位置,但结合个人对乡村生活的观察和《毛选》的阅读,另辟蹊径,完成了知识分子情感立场的转变。而他对于“事功”和“有情”的综合更是一种新的向外敞开的尝试。但纵观他这一时期的小说创作可以发现,在小说这一文体中他的“综合”而不能的困境依旧存在,也成为他彻底转向文物研究的一个契机。在上文的基础上第五部分从沈从文《老同志》一文的投稿细节入手,进一步分析沈从文的转业原因,指出除了外在原因之外,沈从文的转业内因在于对“事功”与“有情”的综合的新尝试,即从“人民”的角度进行文物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