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 Direct Investments,ODI)最初是发达国家特有的经济现象,发展中国家由于国内经济基础薄弱,对外直接投资非常有限。到1980年,超过90%以上的全球对外直接投资都来源于发达国家(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05)。然而自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东亚新兴经济体(NIEs)对外直接投资规模迅猛增长,迅速发展成为世界资本的主要来源地区之一(Suh and Seo 1997;UNCTAD 2005;Petri 2005)。1980年东亚新兴经济体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仅占世界总量的2.6%,到2009年这一比例已经达到了9.4%,并且成为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最为集中的区域,占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总量的66.4%(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10)。关于对外直接投资的传统理论研究主要集中于发达国家,近年来随着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规模迅猛增长,其对于母国的经济效应如何已经成为研究的焦点。本论文在梳理相关理论文献基础上,分析东亚新兴经济体对外直接投资的基本特征与决定因素,利用1980—2009年的数据实证分析东亚新兴经济体对外直接投资对于母国的经济增长效应、国际贸易效应、就业效应、技术溢出效应以及产业结构调整效应,围绕这些问题,本文开展五个维度的子研究。子研究一分析东亚新兴经济体对外直接投资对于母国经济增长效应,首先借助IDP理论以及对外直接投资对于经济增长的传导机制模型,确定研究框架,利用协整分析、格兰杰因果检验等方法分析对外直接投资对于东亚新兴经济体不同国家(地区)经济增长的不同影响,并进行比较分析。子研究二分析东亚新兴经济体对外直接投资对于母国进出口贸易的影响,首先分析不同类型对外直接投资对于国际贸易的传到机制,利用面板协整及面板因果分析等方法分析对外直接投资对于东亚新兴经济体不同国家(地区)经济增长的不同影响,并进行比较分析。子研究三分析东亚新兴经济体对外直接投资对于母国就业的影响,首先分析对外直接投资对于就业的影响机制,建立数学模型,并利用回归分析及数学推算等方法分析对外直接投资对于东亚新兴经济体不同国家(地区)就业的不同影响,并进行比较分析。子研究四分析东亚新兴经济体对外直接投资对于母国逆向技术溢出的效应,首先分析对外直接投资对于母国技术溢出的微观和宏观传导机制,利用VAR模型及方差分解方法分析对外直接投资对于东亚新兴经济体不同国家(地区)技术溢出的不同影响,并进行比较分析。子研究五分析东亚新兴经济体对外直接投资对于母国产业结构的影响,首先分析对外直接投资对于产业结构的传导机制,利用协整分析及格兰杰因果分析、回归分析等方法分析对外直接投资对于东亚新兴经济体不同国家(地区)产业结构的不同影响,并进行比较分析。通过上述分析,得到以下主要研究结论：结论1,东亚新兴经济体对外直接投资与母国经济增长之间普遍存在着“补充效应”,但相互之间的因果关系却在不同国家(地区)之间存在差异。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和台湾的GDP与人均收入水平提升是对外直接投资增长的格兰杰原因,而反向因果关系不成立,证明了这五个国家(地区)符合IDP理论及其扩展理论。新加坡和泰国对外直接投资增加是母国GDP和人均GDP的格兰杰原因,而母国GDP和人均GDP不是对外直接投资增长的格兰杰原因。香港和印度尼西亚的对外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和人均收入水平提升彼此之间不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结论2,对外直接投资对东亚新兴经济体各个国家(地区)的进出口贸易都具有显著的“贸易创造”效应,但各个国家(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的进出口贸易弹性具有较为明显的差异。其中中国、菲律宾和中国台湾对外直接投资的出口弹性和进口弹性相比较于其他国家(地区)更大,中国、菲律宾、韩国、马来西亚、泰国和新加坡六个国家对外直接投资能够带动母国净出口增加,而台湾、香港和印度尼西亚的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的净出口效应为负。从短期来看,对外直接投资对东亚新兴经济体母国进出口贸易具有抑制效应,但是不明显；相反,东亚新兴经济体的进出口贸易却能明显带动对外直接投资的增加。从因果关系来看,无论长期还是短期,东亚新兴经济体对外直接投资与进出口贸易之间互为格兰杰原因。结论3,对外直接投资对东亚新兴经济体各个国家(地区)的就业效应差异很大。其中对香港和新加坡的就业产生补充效应,但效果甚微,对于韩国、泰国和菲律宾的就业则产生替代效应,其中对泰国总体就业的替代效应最为明显。从具体产业看,商贸业对外直接投资对就业具有显著的补充效应；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就业的影响一般表现为替代效应；金融业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就业一般体现为补充效应。对外直接投资对于母国建筑业的就业效应缺乏一致的结论,对韩国和菲律宾的建筑业就业效应体现为替代效应,对香港建筑业的就业效应不明显,而对外直接投资明显增加了中国建筑业的就业岗位。结论4,东亚新兴经济体对外直接投资大多表现出较为明显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不显著,香港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为负。东亚新兴经济体对外直接投资对于母国技术进步的影响程度和路径差异很大,韩国、泰国和马来西亚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技术进步从长期来看都具有正向冲击效应,但具有滞后性,在短期内都体现为负效应；印度尼西亚和新加坡对外直接投资对于母国技术进步也具有较为明显的促进作用,但在个别期间存在着负效应。结论5,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占GDP比重的变化能够显著影响母国的产业结构,但对各国(地区)具体产业的影响效果、影响程度不同。对于第一产业的比重影响效果为负,其中对于中国、泰国和印度尼西亚影响程度较大；对于第二产业的比重影响效果在各国(地区)之间表现出差异性,中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泰国的影响效果为正,香港、新加坡、韩国和菲律宾的影响效果为负,印度尼西亚、菲律宾、中国、泰国的影响程度较大；对于第三产业的影响效果在各国(地区)之间同样表现出差异性,中国、香港、韩国、菲律宾和新加坡的影响效果为正,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泰国的影响效果为负,中国、菲律宾、韩国和泰国的影响程度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