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美国财务学家Jensen提出自由现金流量代理成本理论以后，学者们开始将公司治理与自由现金流量的研究深入下去，从管理层持股比例、董事会规模、股权集中度、机构投资者、股东权利保护程度、负债、股利支付等角度研究公司治理、自由现金流量与公司价值的关系。随着我国经济的蓬勃发展，国有企业改制和脱困，越来越多的企业拥有丰裕的现金流量，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自由现金流量的代理成本问题，怎样减少和控制企业的自由现金流量将是理论界和实务界十分关注的问题。公司治理和自由现金流量都是财务学理论中十分重要的概念，相关问题也是目前研究的重要课题，将公司治理和自由现金流量两方面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实际意义，既可为财务学理论增砖添瓦，也可为加强公司治理以降低代理成本提供参考。　　 由于所有权和控制权的分离，管理层会将自由现金流量用于“自利”行为，或闲置，或超额在职消费，或过度投资，最终引起业绩滑坡。本文根据Jensen的思想重新设计了自由现金流量的度量方法，以2000年12月31日之前在A股市场上市的775家公司为样本研究表明，50％以上的公司存在正的自由现金流量，闲置资金、过度投资和随意性支出这三个表征代理成本的变量都与自由现金流量显著正相关。自由现金流量越多，代理问题越严重。自由现金流量可以作为代理成本的替代变量。　　 自由现金流量必须予以控制。公司治理因代理问题而生。当前两种争议的公司治理目标观点：“股东至上”和“利益相关者至上”，其实并不冲突。公司治理目标应当是满足利益相关者的利益需求上的股东财富最大化。只有在考虑利益相关者利益的情况下，才能最终实现股东财富最大化。具体到本文来说，公司治理的目标就是尽量减少自由现金流量，防止自由现金流量的“滥用”，降低自由现金流量的代理成本，提升公司价值。我国的公司治理机制能否有效控制自由现金流量呢？本文分别从股权结构、董事会特征、资本市场、产品市场竞争四个方面对公司治理机制控制自由现金流量进行了实证研究。实证结果表明：　　 (1)第一大股东为国有股东时，自由现金流量会随国有股权增加而增加，国有控股不利于自由现金流量的控制。股权集中度、股权制衡度、管理层持股比例均与自由现金流量没有显著相关性。　　 (2)当公司董事会中独立董事比例超过三分之一时，自由现金流量显著减少，董事会中设置专门委员会也有助于控制自由现金流量。董事会规模、董事长和总经理两职分任状态、董事会会议频率与自由现金流量无关。　　 (32股利支付和负债指标均显著地与自由现金流量负相关，股利支付和负债均能有效减少自由现金流量。资产负债率、有息负债率与股利支付呈负向关系，而长期负债率却与股利支付正相关，在控制自由现金流量上，股利支付的有效替代物主要为短期负债。　　 (4)市场竞争程度与自由现金流显著负相关，公司面临的产品市场竞争越激烈，自由现金流水平越低。　　 为了提高公司治理效率、控制自由现金流量，结合研究结果和我国现实实践，本文认为可以从如下四个方面入手：第一，合理减持国有股，优化股权结构；第二，加强董事会建设，提高董事会独立性；第三，健全现金分红制度，发展公司债券市场；第四，加强对垄断地位公司的监督，促进市场竞争。　　 全文分四个部分共七章。第一部分包括第一章，主要是谋篇布局。第二部分包括第二章，主要是为了论证自由现金流量存在代理成本，需要控制。第三部分是核心部分，包括第三至六章，主要是检验公司治理途径控制自由现金流量的有效性。最后一章为第四部分，主要是总结研究结果并提出建议。　　 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1)论证了公司治理目标“股东至上”和“利益相关者至上”两种观点是相容的；(2)从理论和实证两个角度论证了自由现金流量存在代理成本，自由现金流量可以作为代理成本的替代变量：(3)设计了一种度量自由现金流量的新方法：自由现金流量=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十投资活动现金流入一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一资本性支出十随意性资本支出：(4)以自由现金流量作为必须控制的指标，运用我国上市公司最近年度数据构建面板数据，检验了公司治理机制控制自由现金流量的有效性；(5)以理论分析和实证结果为依据，从公司治理视角为我国控制自由现金流量进而降低代理成本提出了四个方面的建议。　　 本文的局限性有：(1)自由现金流量的计量是一个难题，本文所设计的计量方法是否妥当还有待于检验；(2)公司控制权的变更可能会引起主营业务变更，也可能影响到公司治理质量，而本文样本并没有剔除控制权发生变更的公司；(3)公司治理质量是治理因素相互影响的结果，有些治理机制有相互替代的作用，而本文为了研究的便利，将各治理机制分割开来研究其与自由现金流量的关系，并没有排除其它治理机制的影响；(4)由于数据的可获取性，本文选择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有关结论不一定适用于非上市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