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数年发展,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不仅促成了我国对外贸易与对外投资在体量上的跨越式发展;同时,在提升我国对外贸易与对外投资质量上也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特别是在对外投资领域,取得了令人振奋的成绩,为我国注入新的经济增长动力的同时,也为沿线国家带来重大利好。然而,凡事都有两面性。随着全球化不断深入推进,国际投资在国际经济活动中比重不断增加,国际投资所面临的困难与挑战也成倍增长。在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中,我国具有资本输出国与资本输入国的双重身份,在应对国际投资所产生的困难与挑战时,应当立足双重身份,需要关注到这些风险,及早制定对策,为“一带一路”建设的国际投资活动保驾护航。国际投资之发展,亟待克服的困难是可能发生的投资者-国家争端。对此,本文以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为背景,以投资者-国家争端作为研究对象,分三个层次展开本文的讨论。第一,运用历史研究法,总结投资者-国家争端的产生与发展,从政治学的角度分析投资者-国家争端产生是由于海外投资利益攸关方之间,特别是在投资者与东道国之间就如何分配利益无法达成共识,因而引发了投资者-国家争端。本文将海外投资利益概括为两个方面:财产性权权利（财权）与管理性权力（治权）。第二,投资者-国家争端产生后,必然存在化解争端、弥合矛盾的现实需要,因而产生了投资者-国家争端治理,目前现行有效的投资者-国家争端治理工具是以国际投资仲裁为代表的法律化治理工具,然而由于其自身的内生性矛盾,已然无法完全适应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投资者-国家争端治理之需要。特别是无法适应“一带一路”建设中,对投资者-国家争端多元治理之需要。第三,对此,我们需要探索一套更为行之有效的治理机制,为“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的投资者-国家争端提供更为多元的治理服务。因此,本文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在国际政治的框架下,运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及其所蕴含的全球治理思想实现投资者-国家争端的多元治理。本文认为对当今国际社会仍然是野蛮的无政府状态之认识需要加以重新审视,随着人类文明地不断进步,野蛮与无政府状态已经有所缓和,这是重新认识投资者-国家争端产生原因的重要前提。在这种缓和状态的认知中,投资者与东道国可以在利益冲突中寻找到共同利益,因为有利益冲突的地方,就是共同利益之所在,也是投资者-国家争端多元治理之所在。通过投资者-国家争端多元治理为包括投资者与东道国在内的各海外投资利益攸关方提供一个共商的平台,促成各海外投资利益攸关方扩大国际投资合作的共建愿望,最终在更加丰富的海外投资利益中共享投资成果,实现共同发展、共同富裕、共同繁荣。这是化解投资者-国家争端,改善国际投资营商环境,弥合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内在张力,促进国际经济可持续发展,维护国际社会长久和平、稳定的可行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