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适用法律处理具体案件的专门活动,司法对法律的完善功不可没。它既可透过案件的审理知悉社会时势的最新变动,推动法律的与时俱进;亦能借助层出不穷的案件情节来发现既有法律的缺陷,确保法律漏洞的及时填补。清代司法对法律的完善主要表现为因案修例机制,即基于某一个司法案件,引发统治者对《大清律例》中的相关条例进行修改。这实质上是法律的司法创制过程,新规则在司法实践中产生,逐步被修入国家法典,成为正式的法律条文。以清代的因案修例机制为研究对象,对于了解清代的司法状态、法律的创制机制、条例的来龙去脉乃至揭示中国司法创制特有的文化规则,均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本文主要分为以下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为清代因案修例机制概说。历经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朝,《大清律例》终于告成,其中律文禁止变更,条例定期修改。这对于因案修例机制的推广无疑大有裨益,它逐渐成为一种常见的法律修改机制。清代现存史料对因案修例机制的效果进行了详细记载,《大清律例通考》《读例存疑》等注律性史料对《大清律例》中因案所修之条例进行了逐条考证,《驳案汇编》《刑案汇览三编》等案卷性史料则记载了引发修例案件的具体内容以及论证过程。从史料记载来看,因案修例机制涉及到诸多易于混淆的基础概念,故一并予以厘清。第二部分为清代因案修例机制的法源基础。缘何出现因案修例这种法律创制模式?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清代的法源结构。在数千年的法源结构演变过程中,成文法和判例的关系跌宕起伏,历经代表、辅助和融入三个阶段,终于在清代实现了律文、条例、成案三位一体的法源结构。其中,律和例为正式法源,是清代司法审判的法定依据;成案为非正式法源,辅助律例的适用和提供修例的材料。正式法源和非正式法源之间的互动关系,为因案修例机制奠定了基础。第三部分为清代因案修例机制的运行程序。作为一种法律创制机制,因案修例注定有着较为复杂的程序,它与清代刑事案件的审判程序高度重合。从地方到中央再到皇帝,因案修例机制可能在刑事案件审判的任何一个环节启动,提议主体包括地方督抚、将军、刑部乃至皇帝本人。至于复核程序,则由启动环节所决定,愈靠近权威核心,复核程序愈简化,如地方层面启动就面临刑部与皇帝的双重复核,刑部层面启动则只须皇帝的单层核准。皇帝核准后即进入正式的立法环节,由律例馆在既定期限内,根据自身工作程式将新规则纂入《大清律例》。第四部分为清代因案所修条例的规范类型及其立法技术。若以条例使用的法学方法为划分标准,可将因案所修条例分为“解释性条例”和“修补性条例”两种类型。“解释性条例”多是对律文和既有条例进行细化阐述,总体数量偏少,使用的方法涵盖文义解释、目的解释、法意解释等;“修补性条例”是对律文和既有条例的调整和补充,在因案所修条例中占多数,使用的方法包括类推适用、目的性扩充、目的性限缩、创造性补充等。无论属于哪种规范类型,均体现了清代立法者的法律修改技术,条例的结构编排、文字表达、逻辑结构有章可循。第五部分为清代因案修例机制的法文化分析。透过清代因案修例机制的表象与实质,可以发现它背后有着明显的文化作用痕迹,集中反映着中国古代特有的法文化规则。法文化规则具有高度的稳定性和强制性,即便朝代更迭,也无法抵挡其在意识层面的约束作用。甚至于进入近代社会和现代社会后,只要民族群体未变,这些历久积淀而成的文化规则仍会持续作用。民国的判例制度和当代的案例指导制度即是实证,它们均在一定程度上汲取了因案修例机制的法文化精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