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制造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已建成门类齐全的制造业部门体系。但在高速发展时期,制造业井喷式增长推动产能持续扩大,同时也产生供需结构性矛盾,面临贡献率下滑与关键技术受制于人的双重压力。党中央基于对经济形势的准确研判,开启经济发展新的战略性调整,于2015年11月提出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实现从“量的累积”向“质的提高”的转型升级。中国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给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动能。但现有研究主要集中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带给制造业的总体影响,而对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制造业供给质量层面产生的影响,以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影响制造业供给质量的内在机理与传导机制,相应的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尚不丰富。十九大明确指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攻方向在于供给体系质量的提升,十九届六中全会进一步强调推进制造强国建设。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提高制造业供给质量,是推动“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变的关键,也是摆在我国经济发展现实中的重大课题之一。本文从制造业供给质量这一视角切入,构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影响制造业供给质量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与方法论,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出发,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驱动制造业供给质量提升的政治经济学解析。具体从四个方面展开研究。第一,搭建理论分析框架,在界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制造业供给质量的基础上,分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政策效应及其对企业行为选择的影响,并探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制造业供给质量的具体影响机制。第二,构建制造业供给质量水平的评价指标体系,对中国制造业供给质量现状进行测度与分析。第三,基于双重差分的实证检验,分析和考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一“准自然实验”是否提升了制造业供给质量。第四,通过进一步的机制检验,分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如何提升制造业供给质量。最后,明确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仍面临的现实难题与制约因素,并提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制造业产业链升级的政策建议。本文的主要结论包括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策大致可分为“规制类”与“鼓励类”,两类政策均能够引导制造企业创新性行为选择,进而推动制造业供给质量的多维提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施过程演化为两个政策阶段,且不同阶段存在显著差异性特征,前期“基础版”改革“三去一降一补”中涉及较多“规制类”政策,带有显著的“负面清单”调控特征,而后期以动力培育为主的“升级版”改革,更多的推动了“鼓励类”政策的实施。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同类型的政策激励与引导,能够促使企业趋向最优行为选择。但改革过程中存在由企业的利益诉求导致的行为偏差与转型迟滞效应,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策激励方式的不断调整与优化,企业最终将实现创新驱动下的技术进步与质量提升。第二,从内部生产与全球价值链嵌入两种条件下的企业行为选择来看,制造企业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策引导下,将经历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型的权衡与决策过程。在企业内部生产条件下,通过生产函数构建与分析,虽然维持原有技术水平的投资驱动可短期提升财富量,但随着改革政策的推进,要素禀赋与要素价格的变化,倒逼企业做出创新性行为选择。在此基础上,构建开放条件下的社会再生产理论模型,进一步探讨全球价值链嵌入下的再生产战略升级路径,结论显示靠技术引进的规模扩张战略将使社会再生产陷入技术依赖陷阱,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通过制度创新带动技术创新,能够推动发展战略由规模扩张向技术赶超升级,进而改变生产资料与消费品供给模式,并打通工资率与生产率二者间的传递机制,以促进发展方式转型升级。第三,从制造业供给质量指数的时序变化与区域差异来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同阶段的政策效果呈现显著差异性,且南方地区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敏感度高于北方地区。从制造业供给质量指数分析来看,全国整体趋势上升,但存在时序与区域异质性,且不同维度指数变化也存在差异性。首先,全国制造业供给质量指数呈上升趋势,南方制造业供给质量指数显著高于北方;其次,北方2015-2016年短期效果显著,且北方制造业供给质量维度中效率指标上升趋势与能耗指标下降趋势明显,这可能与北方地区资源规模型增长方式下的“积重易返”有关;再次,2017年起,北方制造业供给质量显著下降,南方持续上升,南北方差距显著扩大。第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制造业供给质量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且通过政府干预强度识别,显示相较于北方省市,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政府干预程度较弱的南方省市提升效果更加显著。运用双重差分模型（DID）,分析与考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一“准自然实验”,是否提升了制造业供给质量,结果显示:（1）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显著提升了制造业供给质量。（2）对于政府干预程度较弱的南方地区,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制造业供给质量的提升效果更加显著。（3）无论是考量政策净效应的平行趋势检验,还是“伪”政策时点安慰剂检验与“伪”南方省市随机抽样检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制造业供给质量的差异化影响结论依然稳健。第五,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制造业供给质量不仅具有直接提升作用,还可以通过能耗控制、创新偏向、技术研发与转型升级等中介效应影响制造业供给质量。从能耗控制效应检验结果来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策通过能耗控制形成准入门槛,对高能耗、高污染的企业进行淘汰或重组优化,能够倒逼企业创新与质量提升,从而抵消由能耗控制带来的成本损失。从创新偏向效应的检验结果来看,财政支出的创新偏向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引导企业技术进步的激励形式之一,通过财政支出向的创新偏向,可有效促进制造业供给质量的提升。从技术研发效应的检验结果来看,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素禀赋和产品结构不断升级,能够激发企业创新活力。从转型升级效应的检验结果来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策激励能够倒逼企业拓宽发展空间,提高生产质量与效率,驱动产业结构向新经济与高技术的方向优化升级。本文的创新之处主要有三点:第一,聚焦制造业供给质量,丰富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内在关系的理论与实证研究。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到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两个领域现已形成一定成果,但缺乏将二者结合,进行理论界定、驱动机理与影响机制的分析。政策的激励与引导,是中国特色下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本文结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策引导,进行制造业供给质量提升机理与机制的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驱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参考价值的研究启示。第二,构建政治经济学理论分析框架,从政策引导影响企业行为的角度切入,厘清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驱动制造业供给质量提升的内在机理与影响机制。现有文献大部分基于总量视角,关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给制造业总体发展带来了什么”,少有关注制造企业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策引导下的内生反应。基于此,本文尝试将企业的利益诉求与行为选择引入理论分析框架,提出“政策引导—企业权衡行为—企业创新行为”这一分析路径。通过分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规制类”和“鼓励类”政策效应对企业行为的影响,以探寻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制造业供给质量提升的驱动机理与影响机制。在分析企业行为选择时,基于政治经济学理论模型,从内部生产与全球价值链嵌入两个层面,分析制造企业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策引导下,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型的权衡与决策过程。再进一步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引导企业创新行为的具体影响机制。第三,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阶段的时序变化与区域差异两方面,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升制造业供给质量的双重差分（DID）实证检验,丰富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经验研究。现有相关实证文献大部分基于前期阶段的“三去一降一补”总量任务,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效应测度与评价,多数结论显示北方地区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敏感度更高,缺乏供给质量视角下基于不同阶段及不同地区的实证分析。本文重点从制造业供给质量视角,基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阶段的时序变化与区域差异,实证检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升制造业供给质量的政策效应与中介效应。具体而言,首先设计反映制造业供给质量的观测指标体系,进行时序变化与区域差异测度分析,测度结果显示南方地区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敏感度更高。但是,鉴于用熵权法经客观变异系数得到的制造业供给质量测度结果只能够反映直观结论,未考虑其它变量的影响。为解决这一问题,本文进一步构建双重差分（DID）模型,分析和考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一“准自然实验”是否提升了制造业供给质量,以及是否存在差异化影响。再进一步构建中介效应模型,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升制造业供给质量的机制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