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行政问责主体作为研究对象,对我国目前问责主体过于单一化现象进行了批判。这种问责主体单一化,表现为过多地依赖内部问责主体(又称为同体问责),即上级党组织和上级行政机关,外部问责主体(又称为异体问责),如人民代表大会、政治协商会议、各民主党派、司法机关的问责作用未充分发挥。论文认为,建设和发展行政问责主体的多元化制度是社会主义民主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构建现代责任政府的基础。论文对问责主体在行政问责制度中的功能和作用、行政问责的两种类型做了较为深入的探讨。论文认为,明确行政问责主体的主体有助于监督公共权力、提高政府的公信力、执行力和效率,让公共权力处于公共监督之下,保证公共权力运行中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基于行政问责主体的重要性,论文对行政问责的两种重要类型,即同体问责与异体问责进行了比较,认为,同体问责与异体问责在行政问责体系中发挥着各不相同的作用。同体问责更多的是行政系统的自我纠错,具有一定的迅捷性；而异体问责更多地依靠于人民群众对监督,具有一定的政治意味。就当前的行政问责实践来看,同体问责在我国被过度强调,忽视了异体问责应有的作用。异体问责乏力主要体现为：人民代表大会问责处于话语缺失状态；司法问责的力度不大；人民政协、民主党派问责作用没有充分发挥。针对这些问题,论文提出了完善我国行政问责主体法律制度的建议和措施。其中包括：进一步的完善同体问责,如建立独立的内部问责机构,完善执政党问责机制,充分发挥政府自身在问责中的关键作用。构建多元异体问责制度,如加强人民代表大会问责的地位与程序,保障司法的独立性,民主党派有序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