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九一八”事变至1945年“八一五”光复的14年间，中国东北地区沦为殖民地，新文学在异族殖民文化统治中艰难发展。本文选取东北沦陷时期最重要的两个新文学社团——文丛刊行会和艺文志事务会，从文学社团研究角度考察东北沦陷时期新文学的发展。这两个社团的文学活动构成了东北沦陷区新文学发展的重镇，基本代表了沦陷时期东北新文学取得的最高成就，并与这时期出现的其他文学团体一同促使东北沦陷区文学进入繁盛时期。文丛派承袭新文学现实主义精神，强调文学的社会功利性，主张“描写真实”、“暴露真实”，以用文学反抗殖民为基本诉求。核心人物山丁提出“乡土文学”主张，强调文学的真实性、时代性、地方性，以文学展现民众生存苦难、揭露社会黑暗。艺文志派是东北沦陷时期创作最丰富、出版物最多、政治文化身份最复杂的一个文学社团。核心人物古丁主张“写印主义”，提倡“没有方向的方向”，强调先从作品数量上繁荣文坛。文丛派和艺文志派的文学道路选择反映出殖民地背景下新文学的不同发展方向，也代表了知识分子作家不同的文学姿态。文丛派和艺文志派之间互有渗透、影响，也有竞争、对峙，对他们的考察，能够折射出东北沦陷时期新文学在文学观念、美学追求等方面的嬗变。本论文拟以对文学本体的回归为取向，摆脱二元论和意识形态话语范式，尊重史实，在多元并存的准则中，阐释与比较两个文学社团之间同中有异的文学特色和艺术生命。论文共分五部分。引言部分介绍东北沦陷区的文学概况与伪满洲国的文艺政策。第一章和第二章从形成过程、人员组成和出版活动等方面勾勒文丛派和艺文志派两个文学社团的基本面貌。第三章考察文丛派和艺文志派之间的文学论争。这场东北沦陷时期最大的文学论争实质上表达了两个社团基于相同的新文学立场，对殖民文化情境下新文学发展道路的不同选择。第四章比较两个社团对“苦难”和“家族”两个重要文学母题的不同书写。第五章将文丛派和艺文志派放在抗战时期中国沦陷区文学、中国现代文学的背景下，考察局部与整体之间的双向交流，并反思民族主义式的文化抗争的局限所在。结语部分从知识分子人格选择和文学选择的角度探讨文丛派和艺文志派两种不同文学姿态的实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