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全球知识经济的发展,创新已经成为各个国家或地区提升竞争力的重要抓手。2016年6月国家出台《“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明确指出了城市创新的重要性及其主体作用。另外,城市在初始资源禀赋方面存在的差异,也会导致其创新能力的后续发展呈现出差异化趋势。因此,分析影响中国城市创新能力的驱动因素以及社会资源禀赋的调节作用显得尤为重要。根据新经济增长理论,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是驱动城市创新能力提升的重要渠道。而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理论提出,FDI本质上是一种“要素的国际合作”,其技术溢出作用的发挥需要东道国自身生产要素,即初始要素禀赋的配合。综上所述,研究在社会资源禀赋的调节作用下,FDI对于城市创新能力的影响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本文在厘清FDI、资源禀赋对城市创新能力影响的理论基础和作用机制的基础上,选取2007-2016年中国62个大中城市的面板数据,构建了FDI影响城市创新能力的基准回归模型,并进一步拓展出基于人力资源、物质资源和环境资源禀赋的调节效应模型以及面板门槛模型,最终根据上述模型进行了后续的实证回归分析与检验。研究结果表明:FDI可以促进城市创新能力的提高,并且得到了内生性检验和稳健性检验的支持。另外,异质资源禀赋的调节作用存在差异,人力资源和物质资源的调节效应不显著,而环境资源的调节效应显著为正,说明环境资源的积累可以加强FDI对城市创新能力的促进作用。关于异质性检验,不论是在中国东部和非东部地区的城市之间,还是在一二线城市和三线及以下城市之间,异质资源禀赋的调节作用均存在一定的差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