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论文以中国学界和美国学界的丁玲研究为对象，比较两个学界作为知识建构的丁玲研究在所选内容、话语方式以及理论方法上的不同，通过历史叙述、意识形态批评以及性别批判三种途径，考察这种知识形成背后的权力关系，以期深化对于丁玲以及丁玲研究的理解。　　 丁玲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女性作家。她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生历程和多产的创作生涯使其长期以来成为学界研究的焦点。丁玲以女性作家的姿态踏上文坛，旋即向左翼阵营靠拢，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在进入延安后，丁玲身份发生变化，成为党的一名文艺干部。在此后的人生中，文学家与政治家的两种身份在丁玲身上形成强烈纠结。政治既为丁玲的文学创作带来荣耀，又使她的人生饱经磨难。伴随着20世纪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若干重大历史节点，文学理想、政治身份以及女性性别在丁玲身上结合成复杂的关系，代表性地折射出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依循这样的人生历程，丁玲的写作同样呈现出明确的阶段性特征。丁玲的早期创作体现出强烈的女性主体意识，旋即转向左翼文学，并最终在时代精神和现实条件的推动下转而表现无产阶级大众革命。　　 丁玲问题的这种特殊性和典型性在学界长期的研究中得到了深入的讨论。中国学界从丁玲进入文坛之初便开始了对她的评论。这种评论伴随着丁玲创作的始终，并对她的创作造成了极大的影响。丁玲早期创作的女性意识在中国学界最初的评论中受到激赏。当民族解放和阶级自由成为社会主导意识形态之后，结合了这两种话语的批评对丁玲提出了新的要求。在经过了女性意识的挣扎后,以《水》和《田宝霖》为标志，丁玲的创作发生了两次根本性转向。进入新时期后，中国学界开始全面反思阶级话语下的丁玲研究，并在人道主义、女性主义等观念下，对丁玲及其创作做出了重新解读。　　 美国学界的丁玲研究属于美国汉学界中国研究的内容。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美国学界的丁玲研究从最初具有对抗性意识形态的特征，发展到从社会文化的角度对丁玲问题的各个层面做出相对中立客观的考察。由于所处身位的差异，美国学界的丁玲研究与中国学界的不同，并未对作家创作构成直接的影响。同时，由于晚起于20世纪五十年代，美国学界的丁玲研究拉开了同研究对象间的距离，因而能够在视角和方法上形成新的观照，显示出某种后见之明。　　 到今天，中美学界的丁玲研究在产生了丰硕成果的同时，也度过了高峰期，开始逐渐趋于平稳发展。这为本论文全面检索和清理研究中的问题提供了可能。对知识构建的检索和清理，其本质是一种知识考古。然而，如果没有比较，在同一个知识体系内进行的探源将难以清楚地挖掘制约其知识建构的权力问题。美国学界的丁玲研究建立在不同于中国学界研究的立场上，形成了一重异域的视角，能够成为反思中国学界丁玲研究的参照。　　 本论文首先针对丁玲研究提出问题。丁玲自身的人生历程以及写作实践是中美学界展开讨论的基础。在这一层面上，丁玲问题涉及到女性自我意识的发生与发展、民族民主斗争同知识分子个人的关系、政治身份与文学写作之间的矛盾等内容。正是这些内容引起了中美学界讨论的热情，并从各自的立场出发做出了相应的研究。这些研究构成了本论文的考察对象。根据中美学界的研究内容及其所强调的方面，可以将之划分为针对丁玲生平做出的历史研究，从意识形态角度对丁玲问题进行的批评，以及从性别理论出发对丁玲问题做出的反思。这三条途径相互之间呈现出逐层递进的逻辑关系，依据这种关系，历时地清理中美学界丁玲研究所发生的阶段性特征就成为本论文展开的框架结构。　　 历史研究针对的是发生在丁玲身上的历史“事实”。然而，由于研究立场的不同，对丁玲历史事实的选择和叙述方式就有侧重。不同的研究立场会有意无意地遮蔽或强调某些事实，从而建构起符合某种历史语境下权力体系的“丁玲传记”。比较中美学界对丁玲传记建构的差异，将能够很清晰地看到其中事件选择和叙述方式背后隐含的目的。　　 历史的叙述是一种围绕“事实”进行的情节编码，在一定程度上不能违背公认的事实。而从意识形态立场出发的批评，则可能因为权力指向的不同而对同一个事实产生极其相异乃至完全对立的看法。中国学界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采取阶级分析的话语方式，在不同历史条件下对丁玲同一部作品产生了极为不同的结论。相比历史叙述，从意识形态角度出发的丁玲研究显示出更强的任意性，其与权力的关系更加密切。　　 以意识形态为旨归的批判，最终在女性主义这一极具颠覆性的理论下受到反思。这种反思在两个层面土展开。首先，在女性主义理论看来，长期的男权中心体制下占据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往往具有男权中心的特征。在上一个层次中，从意识形态角度对丁玲作出的批判在很大程度上显示出这种性别特征。因此，当女性主义视角被用来探察丁玲问题时，首先就构成对男权中心意识形态“定见”的一重反冲。其次更为重要的是，女性主义理论天然的反思意识进一步发展出对其自身理论适用性的思考。在学术全球化的今天，这种反思在后殖民主义思想的引入下鲜明地体现在美国学界的丁玲研究当中。这就使得性别批判在这一层次上获得了一种自我超越的意义。　　 可以看到，从历史叙述到意识形态批评再到性别批判，话语叙述同权力之间的联结在上述三种层面由松散到紧密、由反思到超越，其对知识构建本身的思考越来越自觉。通过比较中美学界的丁玲研究，将能够非常明确地显示出学理层面的这一逻辑特征。因而通过这样的分析与比较，将能够更加有效地揭橥作为一种知识构建的丁玲研究中的权力问题。　　 本论文除绪论和结论外共分四章。　　 绪论“探索丁玲研究的三种途径：历史叙述、意识形态批评与性别批判”首先对本论文的选题意义和学术价值进行了论证，这种价值主要体现在论文对中美学界丁玲研究的清理上。其次，绪论对本论文展开的研究思路和运用的理论方法也做出了说明。　　 第一章“丁玲创作及中美学界丁玲研究概况”是对本论文研究基础和研究对象的介绍。第一节“丁玲创作分期”结合丁玲的人生历程对她的整个创作脉络做出了五个阶段的分期，并分别指出了各个阶段的特征和流变。第二节“中美学界丁玲研究概况”，历时地梳理了中美学界丁玲研究的发展阶段，并对其阶段性特征分别予以总结和说明。这一章为整个论文的展开提供了研究的起点和论述的基础。　　 第二章“事实与叙述：中美学界历史视角下的丁玲研究”考察中美学界对丁玲生平的历史叙述，通过对比中美学界不同时期对丁玲历史的“编码”方式，指出丁玲历史呈现中的权力因素。第一节“中美学界丁玲历史叙述的分类与分期”在类别上做出传记类和回忆叙述类的区分，在时间上做出三次丁玲历史叙述高峰的归纳。这为本章后面的论述奠定了基础。第二节“时代政治图景下的个人叙述：中美学界丁玲历史叙述第一次高峰”考察了1930年代中美学界对丁玲做出的历史叙述，分析了这种叙述所呈现出来的个人化特征。第三节“丁玲历史叙述规范化的开始：中美学界丁玲历史叙述第二次高峰”着重于1970年代、1980年代中美学界对丁玲历史叙述中的规范化特征。第四节“历史还原与个人意识：中美学界丁玲历史叙述第三次高峰”通过比较1980年代以来中美学界的丁玲历史叙述，指出其中个人化叙述的回归和对历史还原意识的强调。　　 第三章“文学家或政治家：中美学界意识形态视角下的丁玲研究”重点放在学界从意识形态视角对丁玲做出的研究上。丁玲一生在文学家和政治家两重身份中徘徊。中国学界从意识形态出发的批评极大地影响了丁玲的创作。美国学界的考察则在新人文主义和知识社会学的基础上形成对前者的反冲和超越。第一节“从个性解放到阶级批判：新时期前中国学界丁玲研究”探察了新时期以前中国学界在丁玲批评中重心的转移，并指出理论意识的转向对丁玲创作带来的冲击。第二节“艺术性与道德感：美国学界起步阶段的丁玲研究”以夏志清的研究为例，说明美国学界在1950年代讨论丁玲时所坚持的意识形态立场。第三节“从平反到重写：新时期中国学界丁玲研究”建基于我国新时期以来从人道主义的回归到“重写文学史”的思想流变，指出这一过程中丁玲研究所发生的变化。第四节“意识形态与叙述：美国学界转折阶段的丁玲研究”通过梅仪慈建立在知识社会学基础上的研究，全面反思丁玲写作同制约其写作的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　　 第四章“‘女’作家的困境：中美学界女性主义视角下的丁玲研究”以学界女性主义视角下的丁玲研究为内容。丁玲以强烈的女性意识跻身文坛，但这种女性意识两度使其陷入悖论境地。在特定社会历史语境下，中国学界民族和阶级话语成为造成女作家悖论境地的原因。美国学界对女性主义理论有着更好的认识和自觉，因而最终能够形成有效的反思和超越。第一节“背景与对象：丁玲研究的女性叙述话语”梳理了从性别角度进入丁玲研究的诸话语。第二节“从‘Modern Girl’到‘女烈士’：女性主体意识的消隐”重点放在丁玲创作第一次转向中女性主体意识消隐同男性话语冲击间的密切关系。第三节“贞贞和陆萍：女性主体意识的抗争”讨论影响丁玲创作第二次转向中的性别话语关系。第四节“中美学界从女性主义视角对丁玲的全面反思”总结性地分析了中美学界对丁玲女性问题的反思，使对该问题的思考达到一个新的向度。　　 在整篇论文清理中美学界丁玲研究的基础上，结论“丁玲研究跨学界比较的意义”指出了在考察两个学界对同一对象进行知识建构时引入比较方法的意义。通过这一层面的分析，希望提请我国学界对海外丁玲研究，乃至中国研究的注意与重视。以期更加有益于我们对于丁玲研究的深化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