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中国经济发展成绩斐然,创造了“增长奇迹”,但同时也面临严峻的挑战。这些与“中国式分权”制度提供的各方面激励机制密切相关。在现行体制下,地方官员在区域经济增长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他们对于推动地方经济发展发挥重要作用。本文分析了中国经济增长背后的制度基础与推动机制,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政策参考。本文运用城市层面数据,进一步检验中国式分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综合考虑财政分权与官员晋升激励的经济效应,并分析区域异质性。中国式分权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可能存在两种不同表现。一方面,中国式分权为地方政府提供经济激励与政治激励,通过为招商引资而竞争、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和扩大对外开放,有效地推动了地区的经济增长;另一方面,中国式分权的制度安排对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产生抑制作用,主要包括效率低下、创新投入不足和社会福利损失。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了三个假说:(1)财政分权的经济激励会促使地方官员迫于财政压力或为实现自身利益而付出努力,对城市经济增长产生推动作用;(2)任期内经济增长绩效与官员晋升机会正向相关,且地方官员的晋升概率会受到两个“标杆”的影响:一是省内其他城市的经济绩效,另一是上任官员的经济绩效,这两个“标杆”会对官员的晋升竞争形成压力;(3)当地方官员变更频繁时,官员的任期缩短,会引起官员的短视性行为倾向,进而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在实证检验上,首先,本文建立回归模型,验证了财政分权对地区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同时东、中部地区的财政分权对城市经济增长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西部地区财政分权的正效应则相对最弱;其次,采用Probit模型,验证了地方官员在任期内的经济绩效与晋升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且省内其他城市、上任官员的经济绩效会对当任官员的晋升竞争形成压力,较发达的东部地区比西部地区的地方官员有更大的晋升机会;最后,构造官员更替变量,通过回归方程,表明官员更替频繁会对地区经济增长产生抑制作用,东、中部地区与总体表现一致,西部地区的官员更替频率增加对经济增长没有明显的负面影响。为了充分发挥中国式分权的收益,并尽可能降低其负外部性,本文提出了几点政策建议:(1)弱化GDP在政绩考核中的地位;(2)形成有效的公众监督制度;(3)完善均等化转移支付体系;(4)优化公共支出结构;(5)减少地方官员对经济的直接干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