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农村农业税费体制改革为分界点,国家在村庄的治理角色和治理机制都发生了转型,维护和增进村庄的公共利益成为其在村庄的治理目标。具体来说,国家在村庄的治理转型表现为四个方面:服务嵌入,推动村级组织的职能转型;福利嵌入,推动治理资源、手段的转变;项目嵌入,推动农村公共品供给机制转型;技术治理的嵌入,推动村级治理的规范化、程序化、标准化。但实践表明,作为一种新的治理模式,国家在村庄社会的治理实践出现了很多“意外性的后果”,村庄治理并没有因资源、技术治理的嵌入而持续改善。阐明资源输入背景村庄治理困境的发生机制及概括在新的治理模式下当下村庄社会秩序的维系机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合理的对策,对于提升国家在村庄社会的治理绩效具有理论和现实上的双重意义。在分析思路上,本文以“结构二重性”、“社会中的国家”、“第三域”为理论资源,秉承关系主义的研究路径,构建了“国家、村级组织与农村社会”三维分析框架,尝试克服既有研究或从体制视角或从环境视角或从行动者视角或从政策质量视角某单一角度出发存在的解释力不足的缺陷。第4、5、6章,本文从村庄内的服务供给、福利资源分配及项目制的落地实施等三个方面为研究对象,从经验层面展现了农业税改革后村庄治理的困境。研究发现,在服务嵌入的过程中,村级组织行政化趋势明显,形成了对上负责的行动倾向,从而弱化了其对下的回应性与公共性。另一方面,由于村级组织的行动能力有限,无法与上级发包的众多治理任务相匹配,村干部在实践中形成了以“激励—约束”强弱为标准有差别投入行动资源的差序应对模式,进而造成服务任务的完成质量良莠不齐。在福利嵌入的过程中,由于福利资源叠加,以低保、贫困户为代表的福利指标具有很高的含金量。在现实利益的刺激下,农村社会的心态秩序逐渐失衡,农民通过哭穷、闹缠、威胁、上访、分户等策略性手段与基层干部博弈去获得福利资源。在福利配额制产生的指标盈余的前提下,或出于道义逻辑、谋利逻辑抑或是“不出事逻辑”,村干部将福利资源分配给了那些不符合政策目标的农民,导致福利内含性偏差出现,客观上加重了国家的财政负担。在项目嵌入的过程中,项目制承载的治理公共性并没有完全体现出来。首先,由于项目指标分配存在着与村民需求不匹配、精英俘获、村庄间分化等现实问题,制约了项目公共性的发挥。其次,项目在村庄的实施,由于村干部的对上负责、规避责任的行动取向以及村庄的集体行动困境,导致部分项目无法真正体现村民的利益或因村民的不配合而难以落地。再次,在项目的维护上,由于施工方、村干部、村民等主体的缺位和虚位产生的“有组织的不负责任”,大量的公共项目在落地后缺乏有效、及时的维护而出现损耗,使用周期大大缩短。结合以上经验事实,本文将当下村庄治理困境的原因总结为:一统性的公共服务政策与异质性村庄之间的不契合是治理结构层面的原因;村级组织的自保式自利性与行动能力不足是代理人层面的原因;村庄的经济基础、社会结构、地方性规范等客观因素对治理规则、治理目标的被动反嵌及各主体的策略行动的主动反嵌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在新的治理模式下,国家通过行政手段将村庄内共域、私域的大量事务承接下来。在此背景下,作为治理主体的村级组织行政化色彩浓厚,治理资源依赖于国家输入的物质资源而且治理规则日益正式化。村庄社会秩序的维系不再是“简约治理”传统下内生性地方规范主导的“自发秩序”,而是演变为国家权力主导的“建构秩序”。村庄秩序的维系机制呈现外生性特征,高度依赖国家输入的资源和治理规则。这种治理模式治理成本高昂且无法激活村庄的内生活力,不利于村庄的长远发展。对于提升国家在村庄的治理能力和改善村庄治理状况,本文提出以下三个方面的对策。首先,国家需要完善认证规范的统一性和认证事实的全面程度来提升国家在农村社会的认证能力,以现实国家与农民或者村庄的精准对接。其次,本文认为应该通过建立以公共服务质量和群众满意度为导向的政绩考核体系、加强村级组织的行动能力、发挥农民群众的监督作用等措施建构村级组织的行政公共性,从而削弱村级组织的自利倾向。最后,本文认为应该通过重构农村社会的权责结构,激发村民在村庄治理中的主体作用,增强村庄发展的内生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