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清朝中期,系我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鼎盛时期,雍正朝平定了罗布藏丹津反清事件,青藏高原东部得以安宁;乾隆二十年(1755)平定了准噶尔汗国,并在新疆建立总统伊犁等处将军(即伊犁将军),统辖天山南北军政事务;蒙古察哈尔部、锡伯部等先后调遣新疆戍边;天聪二年(1628),从新疆塔城地区西迁伏尔加河流域的蒙古土尔扈特部,在彼处生活了近1个半世纪后,于乾隆三十六年(1771)在渥巴锡汗等率领下,回归故土;清廷将舍楞带队的蒙古新土尔扈特部安置在阿勒泰、科布多一带;将渥巴锡汗带队的一支安置在喀喇沙尔办事大臣所辖珠勒都斯游牧,称为南路旧土尔扈特;将亲王策伯克多尔济带队的一支安置在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所辖和博克萨里游牧,称为北路旧土尔扈特;将郡王巴木巴尔带队的一支安置在库尔喀喇乌苏游牧,称为东路旧土尔扈特;将贝勒默们图带队的一支安置在晶河游牧,称为西路旧土尔扈特。蒙古土尔扈特部笃信藏传佛教,而西藏为传统社会藏传佛教圣地中心。因此,蒙古土尔扈特部在回归之前,就经清廷准许下,与西藏保持着密切友好交往。即便与准噶尔汗国关系危机时道路梗阻,他们也千里迢迢从西伯利亚绕行,抵达京城,并在清廷派员护送下前往西藏熬茶礼佛,使得彼此传统的往来并未由于道路梗阻而中断。本文在满汉藏古籍文献基础上,试就蒙古土尔扈特部在回归前的雍正九年至十一年、乾隆二十二年,以及回归后的乾隆三十七年、乾隆五十年前后、驱逐廓尔喀侵藏前后赴藏熬茶礼佛等与西藏之间的关系,从各方面进行详细论述。论文重视满藏汉文档案的使用,着重就上述不同时间赴藏熬茶礼佛展开专题探讨。论文共分七部分:导言,说明选题缘由,学术史回顾,研究资料收集与利用,研究方法,创新之处,研究的学术价值,研究意义。第一章论述雍正九年至十年土尔扈特部赴藏熬茶。一是交代了蒙古土尔扈特部族来源与生活区域,以及在天聪二年(1628)西迁伏尔加河流域,并在彼处建立土尔扈特汗国,先后经历了和鄂尔勒克等几代首领(汗)的苦心经营;二是阐述了伏尔加河流域土尔扈特汗国使臣赴藏熬茶路线,以及最终抵达康区泰宁地方基本情况;三是阐述了土尔扈特汗国使臣在康区泰宁地方拜见第七世达赖喇嘛格桑嘉措仁波且的详细经过,具体包括向第七世达赖喇嘛请赠名号、请求视留西藏、请求喇嘛僧医、叩拜并敬献礼品、第七世达赖喇嘛向土尔扈特使臣回赠礼品等,并通过敬献的礼品种类,分析总结了它的来源与意义;四是阐述土尔扈特汗国车凌敦多布汗派遣使臣请求第七世达赖喇嘛赏号,具体内容包括使臣巴图尔卧木布、使臣希热布丹津等向第七世达赖喇嘛禀告内容,以及第七世达赖喇嘛回复土尔扈特使臣的基本内容、土尔扈特诸使臣与第七世达赖喇嘛代表之间的交流对话、交代历代达赖喇嘛给土尔扈特汗赏赐汗号的情形等;五是论述第七世达赖喇嘛封土尔扈特汗号奏书。具体内容包括回顾“达赖喇嘛”称号的由来、记述第七世达赖喇嘛方面与土尔扈特使臣交流内容、回顾满文文献内记载历代达赖喇嘛对土尔扈特先汗封号惯例等;六是论述第七世达赖喇嘛封土尔扈特汗车凌敦多布汗号印信的基本情况。具体阐述了土尔扈特汗车凌敦多布所封汗号的具体涵义、向土尔扈特汗交代相关事项等。针对土尔扈特本次遣使赴藏熬茶礼佛对土尔扈特汗国社会本身的重要性,并总结了本次赴藏熬茶礼佛的历史意义;七是结合汉藏满文献,论述土尔扈特从康区泰宁地方辞别第七世达赖喇嘛而前往西藏熬茶礼佛的具体细节。最后,根据藏文文献内记载大昭寺佛陀释迦牟尼佛冠的敬献者之一为“第七世达赖喇嘛时期土尔扈特王妃所献”的历史线索,结合土尔扈特先前与本次赴藏熬茶礼佛的历史背景,并结合史料进行推断考证,笔者最终得出结论,第七世达赖喇嘛时期,“向大昭寺佛陀释迦牟尼像敬献佛冠的土尔扈特王妃”是土尔扈特汗国已故阿玉奇汗哈屯达尔玛巴拉。第二章论述乾隆二十二年土尔扈特部赴藏熬茶。自雍正十一年至乾隆二十二年,伏尔加河流域土尔扈特汗国,也曾派遣过使臣前往西藏熬茶礼佛,只因借道抵达喀尔喀土谢图汗游牧时,遭到拒绝通行而未能如愿,期间相隔20余年。本次土尔扈特赴藏熬茶礼佛,仍借道西伯利亚,抵达北京,经北京抵达西藏。本章论述了土尔扈特使臣吹扎布等在朝廷派员照管护送下,抵达前藏不久,偶遇第七世达赖喇嘛圆寂。即使在第七世达赖喇嘛贵体欠安的情况下,依然接见了远道而来的土尔扈特使臣,并为伊等赐茶共饮,详细询问土尔扈特地方的民生与佛教信仰状况等。充分体现了清代西藏地方与伏尔加河流域土尔扈特汗国两地人民的深情传统友谊,以及作为藏传佛教格鲁派大活佛爱国爱教、护国利民、普度众生的利他精神。接着,论述了本次土尔扈特使臣前往后藏第六世班禅额尔德尼处叩拜的基本情况。最后,针对满藏汉不同文献对于“熬茶”一词,特别是满文文献内记载的“manja fuifumbi”一词,与“熬茶”本意不符的史实,笔者通过汉藏满文献比对,结合藏学、藏传佛教等基本知识,对其加以考辩,进而得出自己的观点,即满文熬茶一词“manja fuifumbi”,由满文“manja alibume,cai fuifumbi”缩写而来。第三章论述了蒙古土尔扈特部回归祖国后的首次赴藏熬茶礼佛。首先,阐述了赴藏熬茶前的历史背景。其次,阐述了赴藏后拜见第八世达赖喇嘛、第六世班禅额尔德尼的基本情况。针对汉满文献对这段历史记载不详的实际情况,笔者引用了藏文文献,对这段历史进行了尽可能地补充、完善,并对其中的一些历史细节内容加以论证、考证,从而还原了当时的基本历史线索。另外,通过土尔扈特回归祖国后的第二年,便迫不及待地请求朝廷准许派少量人员前往西藏的史实,再次证明伏尔加河流域土尔扈特部不远万里回归祖国,对藏传佛教虔诚信仰的坚守,防止东正化,是他们回归祖国的重要原因之一。众所周知,渥巴锡汗是伟大的爱国民族英雄,土尔扈特回归故土,以及回归故土后的第二年赴藏熬茶等事项,渥巴锡汗其间起到了重要历史作用。又因为托忒文、藏文、汉文等文献对他临终前的病案问题尚乏记载的史实。笔者在翻译满文文献时,有幸查阅到有关他临终前病案问题的详细记载,结合史料,对其临终前的病案问题进行考证,从而得出渥巴锡汗病情症状、发病原因、治病医生,以及笔者亲访中医、西医、蒙古医、藏医,从四种医学理论出发,最终解决了渥巴锡汗患何病而逝世的历史真相。第四章论述乾隆五十年前后土尔扈特部与西藏的交往。本章分三部分,首先阐述土尔扈特部通过第六世班禅额尔德尼赴京的机会,前往热河叩拜;随着第六世班禅额尔德尼的圆寂,土尔扈特部赴藏熬茶礼佛的次数与规格日趋减少。其次利用满文文献,探讨北路旧土尔扈特新任盟长阿克萨哈勒欲携200人赴藏熬茶礼佛,为已故首任亲王策伯克多尔济、二任亲王奇里布等念经,在土尔扈特游牧携带几位幼童赴藏学习佛教经典,赴藏请些良医带回土尔扈特游牧等事项,遭到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驳回的史实。再次,阐述喀喇沙尔办事大臣雅满泰被朝廷调往西藏担任驻藏帮办大臣,临行前,所辖南路旧土尔扈特汗策凌纳木扎勒,和硕特部盟长、贝勒德勒克乌巴什等得知雅满泰调往西藏,纷纷敬献礼品,让其抵藏后转献第八世达赖喇嘛和第七世班禅额尔德尼。当雅满泰抵藏就任驻藏帮办大臣后,将南路旧土尔扈特汗等转献礼品,转呈第八世达赖喇嘛等。第八世达赖喇嘛等向土尔扈特方面回赠礼物的情况。充分体现了清廷治下的蒙古土尔扈特等部与西藏两地之间的友好往来。最后,就满文文献中出现的“陕西”“山西”地名误用现象,笔者进行了考释。第五章论述了驱逐廓尔喀侵藏前后土尔扈特部赴藏熬茶。首先,阐述了乾隆年间廓尔喀人2次侵藏的历史背景。其次,探讨了土尔扈特等部赴藏熬茶礼佛中途暂停撤回。其中包括赴藏熬茶礼佛人员结构、盘费来源、赴藏中途撤回原因、朝廷制定土尔扈特等部赴藏熬茶的限定政策、朝廷制定土尔扈特等部赴藏熬茶限定政策的原因与实质。其次,阐述了驱逐廓尔喀人侵藏后土尔扈特再度赴藏熬茶礼佛的经过。包括赴藏熬茶礼佛人员结构、土尔扈特等部抵达西藏后拜见的人物与主要熬茶布施地点、土尔扈特赴藏敬献礼品的物类与银额等。期间,对本次土尔扈特赴藏熬茶礼佛某些时间、地名等进行考证,例如新疆哈密境内的“疙瘩井子”,甘肃省河西走廊地区的“青头山”“惠回堡”等地名进行文献考证,进而得出笔者的基本观点。结语部分,中华民族的历史是由56个民族共同组成的,民族历史,尤其是清朝中期蒙古土尔扈特部与西藏关系的历史,是历史学科及研究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天,国家不断地在中国通史中补充各个民族历史知识,并且民族史也逐渐形成一门新兴学科门类,学术研究蒸蒸日上。蒙古族和藏族是我国历史悠久、文化灿烂的少数民族,在中国历史上均发挥过重要作用。研究蒙古土尔扈特与西藏关系的历史,也是蒙古史与藏族史的重要研究内容。应该指出,蒙古土尔扈特与西藏关系的范围是极其广泛的,主要有经济、政治、宗教、语言、文学、天文历算、工艺等诸多方面。然而,一方面,由于清前期准噶尔势力对西藏的侵扰,为了西藏地方的安宁,清廷对西域蒙古诸部赴藏采取严格的限制政策。另一方面,清政府在新疆设立伊犁将军、在西藏设立驻藏大臣,对这2个边疆地区的民族事务极为重视,使得在很长时期,特别是清朝中期,西域蒙古土尔扈特与西藏的交往、交流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朝廷有组织的赴藏熬茶礼佛而进行的,民间层面尚乏接触。因此,二者之间的关系自然是通过熬茶礼佛而体现的,这也是笔者以蒙古土尔扈特赴藏熬茶为切入点而论述二者之间关系的原因之一。并在全面论述二者之间关系的基础上,提出了笔者的一些思路、观点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