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在工业化、城镇化深入发展中同步推进农业现代化”到十八大提出“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党中央对现代化的认识不断深入。尤其伴随信息技术的发展，信息化的融合将进一步提升现代化发展水平，“三化”的协调发展将有利于促进信息要素的流动，成为推进“四化同步”建设的基础和重要内容。目前我国正处于“三化”协调向“四化”同步建设转变的关键时期，在该转变深入推进的特殊历史阶段，各地的“三化”同步建设过程仍然存在着不协调、不平衡的问题。针对不同类型地区的“三化”协调水平开展综合评价与空间差异的研究，是一项具有前沿意义和现实必要性的课题。论文首先从理论层面总结归纳了“三化”协调发展的科学内涵和实现机制，根据我国“三化”的实践过程对“三化”协调发展阶段进行了划分，然后结合长江流域地区“三化”发展现状、水平和趋势分析了“三化”不协调发展的体现。其次构建了包含19个具体指标的评价体系，通过采用功效系数与主成分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测算出2000-2012年的11省市和2009-2011年沿江40个城市的“三化”协调发展水平。得出结论：2000-2012年间，各省市、各流域段的“三化”协调发展水平呈现上升趋势，并呈东高西低阶梯状分布，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多集中于长三角地区和部分省会城市，而生态较为脆弱的地区（如昭通、自贡、泸州、宜宾等）以及部分粮食主产区（如滁州、岳阳、荆州、黄冈等）的“三化”水平仍处于较低水平；采用几何平均与算术平均调整法，发现区域协调度存在差异，江浙沪处于协调状态，而云南则为极度失调，其他地区处于轻微失调状态，区域间中游段不平衡指数最低，上游最高，但差距呈缩小趋势。为深化区域研究，本文对“三化”的空间差异及关联进行了探索分析。通过ESDA法对省域“三化”协调发展水平进行了空间关联性分析，研究结论表明，2000-2012年间，“三化”的空间聚集由以单一的上海为高水平聚集点向中上游转移，到2012年形成了以江浙沪为主的高水平聚集区，实现了以点带面的空间扩散；进一步地通过构建空间滞后模型，测算了区域经济增长对“三化”发展的空间效应，得出：（1）区域经济增长对“三化”协调发展水平总的影响效应由忽略空间因素的0.4022增长到考虑空间溢出效应的0.4434；（2）区域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对“三化”发展大约贡献了9%。同时，区域的“三化”增长10%，则可对其相邻地区的“三化”增长3.9774%。基于上述研究，本文探讨了长江流域不同主体功能区“三化”协调推进的路径选择，总结归纳出城市化区的全域“三化”同步推进模式、农产品主产区的产业联动型的“三化”协调推进模式以及生态功能区的生态“三化”协调推进三种模式、路径。最后结合前述内容，从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推进中小城镇发展等方面提出相关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