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与人文的对峙问题，是几个世纪以来困扰着人类的一个世界性的宏大命题。科学理性与人文精神从古希腊的相互相生到而后的对峙与分裂，它们之间的矛盾至今没有停止过。例如，英国现代哲学家C．P．斯诺提出的“两种文化”的危机，美国“新左派”的代表之一史华慈教授看到的当今社会工程-技术取向与宗教-道德关怀的冲突，在我们的时代愈演愈烈。而寻求这两者间的沟通与融合，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迫切的现实问题。人类思想界对此问题的探讨从未停息。同样，作为社会思潮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文学领域，它对科学与人文关系问题也有着颇为深入的探索。本论文便力求对中国现代作家关于科学与人文问题的思考，作一番历史性的梳理，以便从中获得有益的启示。西方关于科学与人文关系问题的思考较早，其历史经历了“一体化——人文——科学——两种文化”的发展过程。在古希腊，科学是自由的学问，也就是一种人文精神，那时科学与人文是一体化的。而后，在漫长的宗教时代，人文精神的宗教化排挤了科学理性存在的地盘。直到文艺复兴时代，科学与人文又开始重温昔日的“姻缘”。但到了启蒙时代，科学的话语权冲破了人文的包裹，两大学科的分化成了历史势趋。今天，科学与人文的分离，在全球化时代，逐渐演化成“两种文化”的危机，成为了当今人类所必须面对的一个现实难题。中国的科学与人文关系问题，从近代才开始明朗化。主要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缺少西方意义上的科学精神，其人文主义思想重集体而轻个人，与西方的人文主义思潮有明显的区别。所以，五四以后的科学与人文问题的探索，仍然带有中西文化冲突的余音。由于全面引进了西方的科学与民主，截取了西方启蒙时期的文化镜像，中国的科学与人文问题的追索必然要经历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的历史纠缠。这种纠缠之后，就是像西方一样陷入“两种文化”的危机之中，中国现代作家，如梁宗岱就预见了这种危机，但未引起重视。而这种预见往往又伴随着对本民族传统文化的反观与回归。本论文的重点是梳理中国现代作家在科学与人文方面的阐述，及对其价值选择作出相应的判断。在五四之前，王国维与梁启超有关科学与人文之困惑，是中国现代思想史及文学史上有关这一问题的萌发时期。而后，1923年轰动一时的“科玄论战”与其一脉相承。在20世纪前半叶，中国现代作家有关科学与人文的论争与价值选择大致可分为三大派别：科学与人文的和谐派、科学主义派、人文理想派。一、科学与人文和谐派。其代表性作家为鲁迅与林语堂。在中国现代作家中，鲁迅可谓是时代的先行者，他在“科玄论战”之前就敏锐地察觉到了中国社会中科学与人文关系问题的严重性，并以“立人”为基点，寻求科学与人文的和谐发展。另一位代表是林语堂，他学贯中西，“两脚踩中西文化”，一方面肯定了西方科学的先进性，及中国发展科学的必要性；另一方面又认为，科学的机械成就发展成了屠杀人类的武器，其间的关键是科学理性存在缺陷，必须由科学与人文两者共同构成和谐发展。二、科学主义派。其代表性作家为胡适和郭沫若。胡适的科学思想受到了进化论和实验主义哲学的影响，直接促成其历史的文学进化论和实验主义文学创作观的形成。郭沫若则热情地讴歌近代科学文明，对科学及科学精神心仪不已，这直接影响了其对浪漫主义文学的态度以及对其作品的浪漫主义定位。三、人文理想派。其代表作家为丰子恺和梁宗岱。丰子恺有关文理并举的教育理论和对近代科学文明的批判等，贯穿着对人文理想的执着追求；梁宗岱关于类似“两种文化”的隐忧，走出了传统与现代、中西文化纷争的樊篱，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敲响了警钟，但却未能引起中国思想文化界的足够重视。总之，论文对中国现代作家在科学与人文二者对峙中价值选择的研究，不过是探索性地迈出了小小的一步，力求在这一课题前沿有所拓展。文章的核心内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对科学与人文问题的历史脉络做出了简要的梳理；2、对中国现代作家在科学与人文对峙问题上的价值选择进行了大致的归纳；3、对一些在科学与人文问题阐述方面的代表性作家进行了个案分析，从而支撑中国现代文学领域中关于科学与人文问题研究的整体建构。勿容讳言，由于主客观各方面的原因，如时间期限的紧迫等，论文在许多方面尚有待进一步深化拓展。尤其是在以下三个方面：1、对科学与人文对峙的个案分析，不能以偏概全，在庞大的中国现代作家群中，还有许多作家亟待进一步的史料挖掘；2、中国现代作家对科学与人文对峙问题的真知灼见，对我们当下的类似问题的借鉴意义，也有待进一步探讨；3、论文重点立足在对代表性作家的纵向梳理，而横向比较不足，这方面的工作若能加强，论文整体结构的周密性与内容的丰富性，定能提高。这些方面就是留给自己今后的学术研究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