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现代人普遍存在的集体性症候,时间焦虑既是个人认知世界的主观反应,也折射出能动主体对生命意义、时间价值的判断和思考,在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时间样态中对自我发展进行指引。高等教育及其中的教师群体同样逃不开时间焦虑的困扰。高等教育女性化带来女教授增量增速的背景下,作为以高度的专业水平,引领学科发展、学术创新,大力推动高等教育及社会现代化进程的重要群体,时间焦虑为深入了解女教授群体的精神生活、能动价值、职业发展和社会实践活动提供了一个有效的切入视角。本研究选取女教授为研究对象,采用深度访谈法对女教授的时间焦虑情况进行探究。基于女教授内部质性层面的直观体验和主体性叙事,本研究发现女教授在精神层面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基于时间快速流逝、过度劳动带来的时间秩序混乱、不确定性导致的时间冲突、时间管理失效、时间掌控力不足等方面造成的匆忙、担心、紧张、倦怠等时间焦虑心理。女教授的时间焦虑心理一方面投射到行动等可供观察的外显特征,另一方面指向个人主观感知乃至无意识的内隐性表达。具体归纳为以下四点共性:（1）受工作时间秩序影响造成的个人挫败与紧张心理。（2）提前为工作时间预留出一些灵活机动的时间,心理上保持一种随叫随到的“战时状态”。（3）生活节奏与工作时间的高度同步而无暇闲暇。（4）因子女陪伴让位工作时间而表现出的愧疚与懊悔心理。作为一个共同的群体概念,女教授群体内部存在着学校、学科、年龄等要素的差异;此外,女教授相比男教授具有“生”“育”方面的时间“劣势”;相对高等教育中的其他女教师,则表现出符号资本方面的时间“优势”。女教授个人时间体验的特征、形成、变化等折射出的时间观念无法脱离社会结构和大学组织环境共同的形塑;存在其中的女教授亦有能力通过个人的实践意识、话语意识甚至是无意识行动不断影响所在教育机构的规则建构,以组织文化为中介赋予社会时间文化、性别文化新的涵义。本研究梳理了女教授时间焦虑的发生机制和作用过程,女教授的时间焦虑是在外部结构和个人行动相互嵌套、共同作用中不断形成与发展的,反映出外部结构与个人行动在女教授身上的力量交互。包括宏观社会和中观组织在内的两个层面五个要素的结构力量构成了女教授时间焦虑的原因。（1）社会结构主导的现代性加速浪潮和传统性别文化两大模块助推了女教授时间焦虑的形成。宏观结构中,“现代性”构成了女教授时间焦虑体验中最直接、最重要的影响因素。（2）大学组织在承接社会宏观结构的基础上,进一步吸收、整合、改良,聚合而成新的能量,在教育场域内进行时间的再变速,成为女教授个人与宏观社会之间相互联系的纽带和桥梁。通过组织的运行机制、教师多样化的身份演变、学校场域中的情境性互动关系等三个要素与女教授展开中观层面的互动,直接形塑了女教授的时间焦虑心理。在推动女教授时间焦虑的结构性力量中,中观组织结构施加的影响力量较大,宏观社会结构相对次之。具体到各子驱动“引擎”,中观层面推行的以新公共管理主义为代表的组织运行机制是造就女教授时间焦虑情绪最直接、最强硬的结构化约束力量;相对来说,其他要素都属于间接作用在部分女教授身上的柔性框架。外部结构的影响之外,女教授个人通过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对自身时间焦虑情绪进行调适,主动参与到组织、社会的建构之中,同时使得个体和结构都获得建设性发展。（1）以宏观层面的时间加速为自身生活节奏参照,积极顺应社会时间文化。（2）以包括家庭内部的平等关系为基础,努力重塑宏观层面的性别文化。（3）以自我认可、自我进取等自我实现的需要为驱动,不断超越个人既往的成就。（4）以符号身份责任为使命,主动引领高等教育组织及其他群体共同进步。女教授调适时间焦虑的主体认知及实践行动,积极促成了压抑的时间焦虑情绪向统整、和谐、健康的人格转化;在内部混乱状态的重建努力中,再次明确自身作为创造性、建设性高层次人才的使命,生成和调控自我的主体性实践,参与到大学组织环境、社会整体秩序的发展与改善之中。在区分出互动方向、互动强弱两个指标的基础上,辨析出了女教授时间焦虑互动过程中的4组形式。（1）大学组织结构与女教授个人行动形成了双向强化的互动结果。（2）社会结构、组织结构、女教授三者之间表现出双向循环关系。（3）现代性、大学组织结构、女教授个人行动三者之间,表现出两两双向强化的互动关系。（4）女教授个人行动、大学组织结构、传统性别文化三者的互动关系中,传统性别文化一方面构成了女教授时间焦虑的重要约束性条件;但是,个人行动以及在与大学组织进行互动的过程中,都直接促成了传统性别文化的解构和重新释义。最后,从个人的主观认知调控和结构要素改良两条脉络出发,提出以下四点改进建议,共同致力于包括女教授在内的教育工作者的时间焦虑问题缓释。（1）主观上,以时间价值为指引,合理个人目标定位。（2）时间文化方面,推崇慢哲学,提高教师的时间支配权。（3）性别文化方面,关注女性群体成长,助推两性平等。（4）组织文化层面,改革管理制度,营造良性教育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