绘画的历史地理学研究是历史美术地理学的研究内容,它以研究历史时期绘画对环境的认知和表达为主要任务。在国外,艺术史家和地理学流派同时对这一话题给予了关注,并取得了相应的成果。如美国艺术史学家托马斯·得库斯塔·考夫曼及其著作《通向艺术地理》是从地理角度对艺术史进行了新的审视和梳理,《博物馆火车聚点:艺术中的铁轨映像》、《殖民映像:1800-1880年的澳大利亚绘画》、《山脉的映像:艺术地图绘制的电脑化》等,则是从人地关系视角,将绘画作为地域人群感知地理现象后所产生的具体或者抽象的各种感知结果进行的地理学考察。在国内,艺术学界兴起了关于地域绘画史、地域绘画流派和艺术的“地域性研究”。但从地理环境和人地关系视角,将艺术作品视为地理环境认知的结果,进而对历史时期地理环境的艺术表达进行考察的研究尚不多见。本文以历史时期中国大陆绘画发展的空间特征与环境的艺术表达为主题,通过回顾历史时期中国绘画与地理环境的丰富互动,探讨绘画作品中创作主体对环境的认知和艺术的表达,进而扩充地理环境认知的视野。本文的研究分为宏观考察和微观讨论两个层面。从宏观视角对中国古代绘画的地理基础和空间特征的考察,旨在把握中国古代绘画的整体空间格局的变迁。通过对不同历史时期绘画类型的空间分布及其特征的解读,表明绘画不仅存在对地理环境的依赖,且自时空演进的过程中形成了差异化特征较为明显的地域格局。历史时期的绘画中心始终处于南、北交替的两大格局变动之中,并且呈曲线变动之势。从微观视角的个案考察,意在以系列个案进一步解读绘画对环境的认知与表达,主要通过自然环境、人文空间、地理情感、地方文化的视觉表征来实现。具体研究过程包括复原历史时期绘画类型的空间分布,以及不同时空的艺术特征。对比分析绘画中表达的环境差异与客观环境之间的“似”与“不似”等,主要结论如下:一、在绘画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绘画类型的空间分布差异明显:早期绘画依附于环境载体,进而是器物、建筑而存在,与载体共同构成环境景观,并通过画面的制作和展示形成了人与环境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秦汉以降,绘画类型集中分布在政治中心、经济发达地区和交通要道,绘画人才则主要聚集在京畿之地,绘画中心在黄河流域。绘画风格的南北差异在魏晋时期得以形成。宋元时期绘画中心移至江南,直至封建社会末期。北方少数民族地区在与汉族文化的融合中形成了表达地域独特环境的画风。明清时期,绘画中心位于南方,绘画随着地域经济中心的位移对地域环境以直接和间接的方式予以了较为客观的艺术表达,绘画有影响力地区先后在苏州、杭州、扬州、上海等地逐步过渡,时间的顺序性和空间的位移特征突出。二、历史时期绘画中心的空间格局始终处于“南来北往”的变动之中,且呈曲线变动之势。秦汉时期以黄河流域为中心,魏晋时期的动乱使东晋王朝偏安一隅,形成了一个短暂的绘画中心。当隋唐王朝以其强盛的国势再次在黄河流域鼎盛时,长安——洛阳对画家形成了强大的吸引力,绘画中心再次在黄河流域确立。五代时期的短暂动荡,在西蜀、南唐形成了两个绘画兴盛之地。北宋政府的画院政策又将画家的创作空间吸引到北方,而“靖康之难”这一灾难性事件,又将绘画中心推向了南方,形成了以杭州为中心的江南艺术圈。自此之后,绘画中心再未离开过江南。南、北方绘画存在着鲜明的时空差异。北方地区的绘画一直以主流绘画为主体,画家多围绕京畿之地开展绘画创作,绘画作品的政治服务功能色彩鲜明,大规模的艺术活动因官方支持得以开展。而南方画家基于分裂时期的社会政治空间中创作,画风追求破碎、写意、个性、重审美意象。三、创作主体对环境认知和表达的规律性特征,主要是以画面景观以及创作主体的生存空间为考察维度。根据绘画的艺术表达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大致将其分为五类:一是创作主体人生空间与艺术表达空间的比较,创作主体对地理景观的重构,来源于个人“过去”获得的空间环境视觉认知,当记忆仓库中与作品表现景观最相合的意象,创作主体在不自觉状态下对地理环境进行记录,并将其表现为一种明确的知觉样式。二是创作主体对自然环境的认知和表达,其艺术表达方式虽不以客观再现为目标,但却以把握和表现环境基本特征为基础,承载着一定的地理环境信息。三是对人文空间的表达,看似画面景观与环境无直接关联,但通过考察相关地域的文化空间和历史事件,依然可以在绘画中发现创作主体对人文空间的理解和表达。四是发生在地理空间的文化事件易成为创作主体艺术表达的载体,借助地理空间的艺术描绘,唤起观者的地理情感,既是中国古代地域主题绘画创作艺术符号化的过程,也是中国古代人地关系的鲜明特点。五是绘画承载着地域社会环境变迁的信息。地域自然环境的基本特征、地域人群的审美习惯、地域经济环境的发展等内容,在影响绘画语言选择的同时,间接传递了创作主体对地域环境的认知和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