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经济全球化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国际投资自由化程度不断提高为基本出发点，立足于中国经济发展与对外开放的战略高度，在系统分析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现状及其变动规律的基础上，通过借鉴与吸收西方FDI理论前沿性研究成果，提出了“有效资本型FDI”新的理论模型。以“有效资本型FDI”理论为基础，重点阐明中国企业开展FDI所面临的产业选择、区位选择及其政策涵义。 本文突破了西方FDI理论的标准分析框架，第一次明确提出适用于发展中大国的“有效资本型FDI”新的理论模型。要素的整合能力、跨国产业增殖链的建构能力以及对东道国市场条件适应性反应能力，是有效资本型FDI的三大核心能力。该理论是在结合中国“大国经济”特征的基础上，综合了西方主流和非主流FDI理论成果，为中国不同企业进入跨国投资领域提供了一个新的解释框架。以“有效资本型FDI”理论为基础，作者进一步提出了中国企业FDI产业组合区位比较优势、市场内部化率和结构高度化同质性三大产业选择基准。上述三大产业选择基准作为“有效资本型FDI”理论的延伸和补充，其宗旨在于放大中国企业FDI市场绩效。同时，文章认为，区位布局的合理性是FDI有效性的基本约束条件之一。作者按照跨国投资的特殊性，提出了中国企业FDI区位选择基准：启动成本基准、投资者区位剩余基准以及区位关联度基准。区位选择三大基准的提出，为中国企业FDI架构多元化空间布局提供了理论依据，是“有效资本型FDI”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政策思路的创新是本文的又一特色。作者通过对中国FDI政策目标的解构，提出了中国FDI政策转型的基本方向：即从单纯的激励政策向“激励——抑制——中性”三位一体政策体系的转变。文章分析说明提高FDI政策的有效性，关键在于通过合理的政策配搭，增强产业政策与区位政策的“协调性”，从而提出了“以产业定区位”和“以区位定产业”两种不同的政策协调思路。同时，作者分析指出，按照跨国投资的一般规律，重建政企关系，是激励——抑制——中性复合型政策体系有效实施必要保障。因此，上述政策思路的提出，是对“有效资本型FDI”理论模型的扩展分析。 总之，本文以“有效资本型FDI”为主线，系统回答了中国企业“走出去”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并提出了激励——抑制——中性三位一体的政策框架。因而，是一个有别于西方标准FDI理论与政策主张的新的FDI分析范式。本文的研究不仅有利于丰富马克思主义国际资本流动理论，而且对于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体系及其政策体系具有积极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