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资对劳动供给的门槛效应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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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一个劳动力大国,劳动力资源的合理配置使用是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经济高质量发展对于充足劳动力的需求不言而喻。近年来,我国进入了人口低增长状态,逐步进入老龄化社会,“人口红利”逐渐衰退,如何保持足够的劳动供给是一个重要的议题。工资常被看做劳动力市场中的“杠杆”和劳动供求的“无形抓手”,对劳动供给和就业状况产生影响。一方面,工资和劳动供给均为劳动经济学的经典重要议题,另一方面,我国平均工资水平偏低和劳动供给结构性短缺等问题逐渐显现,工资和劳动供给的关系是当前劳动力市场运行和人口发展有效性面临的关键问题,工资与劳动供给关系研究的理论重要性和现实必要性由此体现。根据经典劳动供给理论,工资作为劳动力市场中的重要元素之一,对劳动供求产生一定影响。经典劳动供给曲线是一条“向后弯曲”的曲线,但由于经济发展环境不同,亦或是个人职业生涯追求不同,工资对劳动供给的影响可能会体现出差异性,表现为影响方向不同或是影响效应不同等形式。由此,本研究思考,在我国现阶段,工资对劳动供给决策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工资对劳动供给产生影响的逻辑和机制是什么?如何验证工资对劳动供给影响的门槛效应?如何根据数据画出我国的劳动供给曲线?经典劳动供给曲线在我国现实中是否已经出现?若没有发生劳动力供给曲线“向后弯曲”的现象,背后的原因又是什么?如何看待工资对劳动供给影响的现实意义和政策价值,工资门槛效应的意义和价值对我国劳动力市场发展甚至经济发展有什么启示?本研究将对这一系列问题进行论证和阐述。本研究以劳动供给为研究范畴,以工资为研究重点,从微观角度切入,探讨工资对劳动供给影响的门槛效应,并基于实证分析结论为我国就业、工资和劳动供给提出一定政策建议。在准确界定核心概念及其测量指标基础上,本文对已有研究和经典文献著作进行归纳整理,根据Heckman(1993)提出的劳动供给包括“广度”和“深度”两维度的观点,侧重探讨工资对劳动供给两个维度的具体影响,即劳动供给的“广度”劳动参与和劳动供给的“深度”劳动时间两个维度。本研究主要做了以下四部分工作:第一部分是现状分析,了解我国劳动供给与工资的基本事实,梳理劳动供给、就业与工资的有关现行政策;第二部分是理论分析,借鉴经典劳动供给和门槛模型,对工资与劳动供给的内在逻辑关系进行再推演,为实证分析提供理论模型、计量模型和形成机制;第三部分是实证分析,使用微观调查数据,分析我国工资对劳动供给影响的门槛效应,测算“突变效应”和“激励效应”,根据实证结果画出我国的劳动供给曲线,同时关注工资对劳动供给影响的群体异质性;第四部分是规范分析,再审视和反思工资对劳动供给门槛效应的现实意义和政策价值,为我国劳动力市场政策提供参考建议。本文主要研究过程和研究发现如下:现状分析部分:为了做到理论与现实相结合,本部分有针对性地梳理了我国有关劳动供给和工资的政策,利用相关数据剖析了我国劳动供给与工资的基本事实,为理论和实证研究奠定现实基础。本部分主要研究发现为:第一,在经济高质量发展带动社会进步和生活转变的背景下,我国劳动供给总量较丰富且总体就业形势良好,2018年我国劳动参与率达76.22%,劳动时间在国际上处于较高水平,但2000年以来劳动参与率持续下降,“人口红利”出现衰减态势;第二,工资水平随经济发展逐年攀升,2018年我国城镇非私营就业人员平均工资达82413元,但仅占到同年OECD国家平均工资的30%左右,工资水平与发达国家仍有差距;第三,我国已形成较完备的就业促进体系和工资管理体系,重视工时制度建设,强化最低工资保障,为劳动者搭建可持续的就业平台。理论分析部分:为了厘清工资与劳动供给的内在关系,推演经典劳动供给理论模型,加入门槛效应元素,搭建工资与劳动供给的影响机制,为实证分析奠定理论基础。本部分主要研究发现为:第一,推演劳动供给模型得出劳动供给是工资的函数,借鉴微积分思想,将劳动供给曲线看做若干条直线,导入“门槛”思维,探讨相应拐点和表达式;第二,将门槛模型引入到劳动供给模型当中,联合推导后建立工资对劳动供给影响的基础计量模型,为实证分析做出铺垫;第三,借鉴系统科学思想,从理论上对劳动供给的影响因素进行分类分析,为实证分析中控制变量的选择提供依据;第四,厘清工资对劳动供给影响的逻辑关系,从个人角度、家庭角度和经济角度搭建工资与劳动供给之间的形成机制。实证分析部分:为了细致考查工资变动对劳动供给决策的阶段性影响,本部分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微观数据库,从劳动供给“广度”和“深度”两大视角实证分析工资对劳动供给的门槛效应,以“总样本-分年度样本-异质性研究”的顺序展开实证分析,实证研究占据本文的重要部分。本部分主要研究发现为:第一,从劳动供给“广度”视角考察工资对劳动参与的门槛效应,总体来看,工资对劳动参与产生显著的正向激励,三个工资门槛值依次增加,分别达到数据库调查对象平均工资的36.4%、65.7%和77.1%,随着工资水平和工资门槛值的提升,工资对劳动参与的影响逐渐增加,三重工资门槛后,工资提升1%,劳动者参与劳动力市场的概率提升9.4%;第二,从劳动供给“深度”视角考察工资对劳动时间的门槛效应,总体来看,工资对劳动时间产生显著的正向激励,三个工资门槛值依次增加,一重工资门槛值占调查对象平均工资的29.1%,二重工资门槛值超出平均工资19.9%,三重工资门槛值则为平均工资的近2倍,工资对劳动时间的影响系数随着工资门槛的提升先增后减,影响效应大致呈现倒“U”型,三重工资门槛后工资激励效应下降,劳动供给曲线出现“向后弯曲”倾向;第三,工资对劳动供给的门槛效应存在地区、行业和性别异质性,东部地区工资门槛值较高,但中西部地区的工资激励效应较高,中高端服务行业和事业单位的工资门槛值较高,男性劳动力工资门槛较高但工资激励效应相对较低;第四,2012年劳动力数据、女性劳动力数据和中高端服务业劳动力数据在最后一重工资门槛后,工资激励效应变为负向激励,这说明,我国部分劳动力群体的劳动供给曲线可能出现了“向后弯曲”现象,但这种情形尚未普遍形成;第五,通过实证分析结论以及再现我国劳动供给曲线发现,工资门槛效应有助于改善劳动力微观供给决策和个人工作生活观念判定,对调整劳动供给和劳动力市场政策起到一定启示,异质性研究对于促进地区行业间劳动力自由流动、提升女性等弱势群体就业及工资保障、剖析不同群体工作生活状态具有借鉴意义。规范分析部分:为了突出研究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本部分对理论和实证分析结论进行综合判定和再审视,并就研究结论给出政策建议。本部分主要研究发现为:第一,工资门槛效应的存在意味着工资对劳动供给产生阶段性影响,工资门槛的数值分别与最低工资标准和社会平均工资水平接近,工资门槛值对于工资管理政策和企业工资制度有一定政策启示,为缓解我国劳动供给结构性短缺和就业结构性矛盾提供有效的政策干预视角,为我国劳动者微观劳动供给决策提供优化配置建议;第二,工资门槛效应是劳动力生活定位的“反映标”,是劳动力市场政策的“参照系”,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推动器”,工资门槛效应是劳动者生活状态的代表性指标和生活定位的直观反映,对我国劳动力市场政策有一定启示,对劳动者参与决策和时间安排有一定指导作用,有利于稳定我国劳动供给和就业水平,有利于助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第三,在对工资门槛作出合理判定和再反思的基础之上,结合实证分析和我国国情,从国家政策层面、产业企业层面和微观个体层面提出相关建议和措施。本文的总体结论为:结合理论分析并利用门槛模型和我国微观数据估计得出,总体上,工资对劳动供给产生阶段性显著门槛效应,经典理论得到了中国现实数据的验证,各种门槛值和激励效应反映了劳动者生活定位并提供了劳动力市场政策启示;总体上,劳动供给曲线尽管有“向后弯曲”倾向,但并未实质上“向后弯曲”,说明我国工资提升仍显著带动劳动供给增加,这与现阶段我国平均工资较低和劳动力更倾向于投入工作有关;2012年劳动力、女性劳动力和中高端服务业劳动力供给曲线“向后弯曲”,这意味着我国部分劳动力开始追求闲暇,而这部分劳动力一般工资水平较高或是更加追求生活而非工作。现阶段,充分的劳动供给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要条件,应适当提升工资水平以激发劳动供给效应。工资对劳动供给的门槛效应有助于改善个人劳动供给决策和工作生活观念,有助于为我国工资管理等劳动力市场政策提供借鉴,有助于为解决劳动力结构性短缺问题和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思路。本研究将门槛模型创新性地引入到工资与劳动供给的议题当中,将门槛效应融入到劳动供给模型当中,拓展了微观劳动经济学领域对门槛模型的应用,测算了劳动供给的工资突变效应和工资激励效应,揭示了工资门槛现象,探寻了工资对劳动供给影响的规律,具有一定理论和实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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