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品安全问题关乎每个人的生命健康,一直是社会公众密切关注的敏感社会问题。在应对食品安全问题的过程中,惩罚性赔偿条款的适用一直是公众关注的热点和难点。不论在理论还是实践中,食品安全法领域的惩罚性赔偿条款都还亟需改进和完善。目前我国各地人民法院在适用《食品安全法》惩罚性赔偿条款时,广泛地被用来解决食品标签问题,法律适用方面也出现了很多问题和争议,暴露了我国《食品安全法》中惩罚性赔偿立法和实施过程中存在较多漏洞。“食品安全标准”范围过于广泛、生产者和经营者主观要件规定不明确、以固定倍数来确定惩罚性赔偿金过于僵化,这些问题导致法官审判时标准把握不当,缺少对个案具体事实进行考查和区分。本文立足惩罚性赔偿的立法目的,结合我国引入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功能价值以及在法律适用过程中的问题和争议,分析思考《食品安全法》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完善措施。违法行为、主观要件、赔偿金额是惩罚性赔偿的三个制度性要素,对其进行梳理,提出问题并给出建议。本文分为四章,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是总结我国惩罚性赔偿的立法,分析《食品安全法》中惩罚性赔偿存在的问题。从理论上回顾了我国惩罚性赔偿的立法沿革,总结其功能价值,结合《食品安全法》中惩罚性赔偿的相关立法与司法实践的现状,提出问题。接下来三章在结合立法目的和司法实践的基础上,梳理了惩罚性赔偿三个要素:违法行为、主观要件、赔偿金额,对应提出三个问题,行为违法性判断不合理、对责任人主观要件认定不明确和惩罚性赔偿金额确定不合理。每章重点借鉴美国及我国台湾地区相关的惩罚性赔偿制度,具体论述解决上述问题的具体建议措施。首先,行为违法性判断不合理。分析一百四十八第二款的但书条款,可以得出“食品安全标准”与“食品安全”的内涵不等同,食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不一定会影响食品安全,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也不一定能保证是安全的。基于此,在司法实践中,对“食品安全标准”的含义也有不同理解,生产经营行为是否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证明也较为混乱。本文认为行为违法性判断应围绕“食品安全”,以“食品安全”的实质性要件替代“食品安全标准”,对足以造成健康严重损害的行为应认定为影响食品安全,应当对其适用惩罚性赔偿。法官判案应当结合形式判断来做实质性判断,在判断食品是否“存在食品安全问题”时,可参考“食品安全标准”、损害结果等,并判断其在实质上是否符合食品安全。其次,对责任人主观要件认定不明确。缺少生产者主观要件使生产者责任过重。不考虑责任人主观状态不符合惩罚性赔偿对恶意侵权人惩罚、威慑的功能特性。因此,只有在责任人作出不法行为是出于主观过错时,才对其适用惩罚性赔偿。条款中对经营者的主观状态要求为“明知”,但“明知”的认定及证明标准难以把握,在司法适用中标准不统一。应当增加生产者主观要件避免其在主观过失或无过错的情况下,受到过重的判罚。用“故意”代替“明知”,并将“重大过失”纳入适用惩罚性赔偿的主观要件。最后,惩罚性赔偿数额的确定不合理,固定金额模式的惩罚性赔偿金难以实现实质公平,法官缺少自由裁量的空间。“价款”是合同领域侵权的基数,侵权领域延续以“价款”作为赔偿基数不科学,也与《消保法》、《侵权责任法》不相协调。司法实践中缺少确定具体惩罚性赔偿金数额的考虑因素的相关规定,法官大多也都采用的全有或全无的模式缺乏灵活性。应当在“损失三倍以下”确定惩罚性赔偿金,有利于保证裁判的法律统一性,也可以使法官有余地自由裁量。明确列明惩罚性赔偿金数额的考量因素,为裁判提供相应依据,并使法律责任与违法行为相适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