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新修订的《公司法》引入了股东代表诉讼制度,该制度作为我国公司法律制度不可缺少的部分,已经成为弥补我国公司治理缺陷、保护中小股东利益的重要司法救济手段。这项被西方国家称为“天才发明”的制度在美国经过近200年历史的发展,在实体法上和程序法上形成了较为完备的规则。但我国对股东代表诉讼制度规定比较笼统,缺少相应的程序规范及系统性规定,使得其在司法实践中可操作性不强。本文从公司治理、利益平衡的角度出发,通过对国内外立法例比较、对相关法理的研究探讨的方法,对该制度在我国的完善提出自己的拙见。第一章主要阐述了股东代表诉讼的起源和内涵。股东代表诉讼制度产生于英美法系,在大陆法系得到广泛的引入和发展。我国于2005年引入了该项制度,但只是构造了该制度的初步框架。该章还对股东代表诉讼制度特征进行了分析,并将股东代表诉讼与公司股东直接诉讼进行了详细地比较。第二章对股东代表诉讼提起权的理论依据进行了分析。股东代表诉讼提起权在实体上的法理依据主要有债权人代位权说、社员权说、受益权说和股东权说四种；在程序上的法理依据主要有诉讼担当理论、诉讼上的监护人理论、程序当事人理论三种。笔者比较赞同股东权说和程序当事人理论。第三章提出了关于完善我国股东代表诉讼制度主体的立法建议。我国根据公司组织形式的不同,对提起代表诉讼的原告股东在持股数量和持股时间上采用了不同的规定。笔者认为：我国公司法还应当增加“净手原则”来判断原告股东能否充分地、公正地代表公司利益和所有股东利益。另外,我国还应当对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持股时间即“180天”进行详细规定,并引入“公开理论”对原告股东资格进行限制,以防止“购买诉讼”。对于被告,我国采用了自由主义模式进行规定,即不仅包括公司内部人员,还包括任何侵害公司利益的第三人。关于公司的诉讼地位,应当突破传统的民事诉讼当事人制度,作为独立地位的诉讼参加人参加股东代表诉讼。公司中的其他股东可以作为共同原告参加诉讼,但不能增加诉讼请求。第四章对股东代表诉讼制度可诉行为的立法提出了完善建议。我国公司法对股东代表诉讼的可诉行为规定比较笼统,笔者认为应当采取概括和列举相结合的规定方式,除《公司法》第二十条、一百五十条和一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外,还应当列举控股股东、董事、监事等公司内部人员以及公司外第三人的诚信义务,并引入“经营判断规则”来免除董事就合理经营事务承担责任。第五章提出了股东代表诉讼制度相关程序的完善措施。通过国内外立法的比较,结合我国立法和司法现状,主要对前置程序、诉讼费用担保、诉讼结果的承担、诉讼和解的审查、管辖、诉的合并与反诉等程序提出了立法完善建议。股东代表诉讼制度的体系完善还涉及到《公司法》、《民事诉讼法》、《证券法》等众多法律的配套修改,我国既要构建其激励机制的同时,也要构建其约束机制,将诉讼成本和诉讼风险控制在合理范围内,以真正起到平衡公司和股东之间、股东和管理层之间利益的作用,使这项西方国家的“天才‘发明”在中国也能展现其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