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前我国农业转型的背景下,各地掀起了大规模的农地流转,本文采用个案研究,通过对皖南新村的实地调研,以深度参与和半结构访谈的方式收集资料并考察了当地的农地流转实践。研究发现,新村以2011年土地整治项目为分界点,形成了两种不同类型的农地流转模式,即农户主导下的农地自发流转模式和行政干预下的农地集中流转模式。这两种不同类型的农地流转实践也相应地产生了两种类型的农业经营主体,即农地自发流转形成的中坚农民和农地集中流转形成的大户。通过对不同经营主体的类型比较,研究发现,农地自发流转在农村形成了一股高度认同国家政策、积极参与村庄治理、维护农村社会稳定、促进农业发展的中坚农民群体,而在行政干预之下通过农地大规模集中流转瓦解了中坚农民群体,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崛起将中农消解,这将对农村治理和社会稳定产生消极影响。并且,大户经营因种种因素的限制使其农业经营效益低于中农经营和小农经营。尽管平镇政府通过“虚拟确权”的制度创新推动农地集中流转,实现了产权整合,有效地解决了制约农业发展的农地细碎化问题。但是,从总体来看,现阶段不宜大规模推广这种政府主导的农地集中流转模式。中国农业问题的实质是农民问题,因此,对农地流转的考量既要考虑到其经济效益,也要考虑到其社会政治文化效益。农户主导的农地自发流转模式在当前城市化和工业化快速推进的阶段具有极大的合理性。政府应该通过土地整理、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来更好服务于农地自发流转,提倡适度规模经营,以最小的社会经济成本来实现农民增收、农业发展和农村稳定,将农村打造成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稳定的压仓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