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之后的集体行动和社会运动理论将运动中的个体假设为“理性”的个体，而完全抛弃了传统理论中“非理性人”的假设。然而这种单向度和简单化的理论解读却忽视了个体作为一个有历史地位的，有个人史的行动者的特征。人类行为的复杂性决定了“理性”行为和“非理性”行为并非是不可调和的。而作为涉及到中国社会每个个体都参加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充满了情感因素的社会运动。因此本文试图从口述史的角度研究了受访者的政治社会化的过程中情感的社会化与其在文革时期的群众斗争中行动选择之间的关系。受访者们受到了制度性规范和日常生活两种力量的影响。在表达性现实与客观性现实割裂的社会结构下，制度性规范和日常生活的逻辑的是否一致，造成个体对信仰权威和生活权威的情感的是否一致性。在文革的群众运动中，行动者受到了过往经历积聚的情感能量对他们的行为的影响。在文革中采用什么行动，加入什么派别，一方面在于被访者们在文革之前的经历造成他们对生活中权威的情感，另一方面，在于他们在信仰的权威中寻找到的对行动正当性的依据。对信仰中权威的依赖的情感和对现实中生活权威的情感构成了行动者行动的两种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