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诗已有百余年历史,然而,作为四大文体之一的诗歌,在当下的处境似乎并不如小说、散文等文体那样受到广泛欢迎和认可。新诗失去读者,面临危机的论调一直徘徊于诗坛上空。一种文体的发展,没有一定读者基础作为支撑,则其前景确乎可疑,其合法性亦难以自证。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新诗读者的流失,或曰新诗的“边缘化”始自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的社会转型。但通过对新时期以来有关诗歌读者状况的表述进行细致梳理后不难发现,早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新诗面临“读者危机”的论调就已出现。显然,现有的流行阐释框架并不足以完美解释新诗“读者危机”现象,或者说,其立论之事实基础判断本身即是可疑的。因此,本文将从以下三个层面重新讨论这一命题:首先,从话语考证与数据实证两个方面考察“读者危机”的起点及“读者危机”这一经验判断的事实有效性。进而,对既有“读者危机”分析路径做批判性梳理,指出其时代认知局限与新诗中心主义的理论困境,最终,本文将在新诗史的整体性视野下,从读者结构与新诗合法性关联变迁的视角重新对新诗“读者危机”现象做出解释。在第一章中,通过细致考证,本文对“九十年代转折论”提出质疑,并将新诗读者危机的起点上溯至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其后,又对1976年以来有关新诗读者接受状况的表述进行了历史梳理,以呈现一个较为完整的、多义的、足以与单一的“危机论”形成对话的新诗接受现状。各时期有关新诗读者接受状况表述的矛盾之处提示出点时间上经验判断的局限性,因此本文第二章通过对数据的整理与分析,还原出1976年以来在各指标下的新诗读者规模大致变化趋势。数据结果显示,在诗集诗刊销量等指标下,四十余年来读者规模的确呈现出下降趋势,然而不时出现的“销量奇迹”与新世纪以来诗歌创作与非传统传播上的增长亦对此结果构成了一定挑战。“读者危机”作为对数十年来新诗读者状况的描述具有一定的概括性,但也应当受到质疑。在第三章中,本文对四十余年来出现的关于新诗“读者危机”的讨论进行了批判性梳理,指出“读者危机”论的背后实际潜藏着“人的文学”与“人民诗学”、“纯文学”理念与文学整体观、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多次交锋。“读者危机”论正是在这一次次交锋中被不断挪用,因而呈现出其复杂性。进一步,本文提出,这些理论话语背后潜藏的诗歌中心主义视角,使得讨论一直无法触及“读者危机”问题的内核,而始终受困于诗歌艺术性或诗人创作自主性等问题的纠缠之中。在第四章中,本文跳出原有阐释框架,从读者群体结构变迁的视角,将1976年以来的新诗读者变化置于整体新诗史中进行考量。通过对“危机”前后的读者群体结构与新诗合法性之关系进行比较,本文认为,1976年以来诗歌界普遍出现的“读者危机”感源于“政治精英引导型”读者结构向“文化精英引导型”读者结构的转型,以及“文化精英引导型”读者结构向“平行结构”的转变。通观百年来读者群体结构的变迁,本文得出结论,建立在引导型读者结构基础上的新诗始终难以建立其广泛接受的传统,这种外生性的合法性是脆弱的,随着引导型结构的不复存在,其传播可能性已然耗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