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试图通过对隋唐佛学中关于缘起法则、佛性依据、修行方法与途径等三大核心理论的争辩之研究，来体现这一时期佛学界“百家争鸣”的精神风貌。 释迦牟尼在菩提树下成佛的主要标志。就是体证了缘起法的深刻道理。此既有经文的依据，也是大小乘各派一致的共识。而对于缘起法则的不同认知，又促成了以后大乘佛教诸种缘起说的形成。隋唐二朝佛学界在此问题上的争议，主要表现为印度原版的阿赖耶缘起说与具有本土特色(或经改造过)的如来藏(真如)缘起、法界缘起以及“一念三千”等学说之间的相互角逐。其中“唯识无境”理论中的“境”，乃指“遍计所执”而成的“假境”和“依他起”的“客观外境”，依据唯识学的观点，这两种“境”都是不实在的，只有去除“遍计所执”的迷误，直接观照“依他起”的存在，才能得到万事万物的真实状况，即“圆成实”的存在。值得注意的是，有关缘起学说方面的争论涉及到哲学上宇宙问题的讨论，但又与西方哲学“本体论”的内容无关，二者不能混淆。 佛性的有无，是关系到一切众生能否成佛的根本问题。因此，“一性皆成”与“五姓各别”的辩论，也随之成为中国佛教史上影响最大的“争鸣”之一，原因即在于此。尽管由于玄奘的声望以及唐王朝的有力支持，“五种姓说”曾经风靡一时，但因为有悖于中土国情而终未能为广为流传。不仅如此，连同样奉行唯识学的新罗系的西明寺僧圆测，也只是承认众生有“五种姓”的差别而己，最终仍然是可以成佛的，从而引起窥基为首的慈恩系的反感，又酿成唯识系统内部的“西明”与“慈恩”之争。这场争论似乎也是以新罗系的胜利而告结束。可见“一性皆成”说在中土广受欢迎的程度。然而，这并不说明“一性皆成”就是究极之论，从现实经验的角度来说，不如将其视为释迹牟尼佛的摄化方便之谈，也许更加确切一些，无论是从人的本性、佛性说的发展、经典依据、经验事实方面入手，还是就平等原则、逻辑＠矛盾乃至“无我论”的立场来看，都是如此的。 为佛性有无之争划上句号的，是湛然提出了“无情有性”说。此说虽不是什么新论，但一经湛然的理论阐述，在佛学界产生了深远地影响。由于“无情有性”问题关涉佛学理论的方方面面，所以导致学 ．术界对止说多有误解口 本文从“理”与“事”气“能知性”与“所失性”等方面分而述之，使这一问题获得比较合理地解决。 成佛目标的确立、佛性依据的阐述，都不过是理论性的内容。惟有切实可行的修行方法与途径的提出，才是众生趋向佛道的指路明灯。隋唐时期佛教各大宗派关于这一问题的论辩，主要分为成佛历程的不＠同构想、修行的方法与途径两个方面。其中以后者的争议较为激烈，具体表现在天台的止观学说、法相宗的“转识成智”、密教的“即身成佛”三者之间的互为消长，禅宗与净土的对决以及禅宗内部的顿、渐悟之争等，尤以顿、渐悟的相互问难之影响为最。从顿、渐悟本身的相互关系而论，二者是相辅相成的，渐悟是“小悟”不断累积的过程，顿悟也就是“大悟”，具有突发性质，是为最后的结果。若偏执渐悟， 不要顿悟，如同只管耕耘，不问收获；如一味迷信顿悟，排斥渐悟， 顿悟也将成为“无源之水”而难以成就。惟有以渐悟的积累为基础， 最终才有希望步入“豁然大悟”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