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剧这颗异域新种是中西文化碰撞的产物,也是经过中国人民自主选择后的艺术结晶,这种不同于传统戏曲的演剧形式在中华大地的演进之路大体上可分为两个阶段:活跃于清末民初、艺术与思想上存在着局限性的早期话剧（也可称为“新剧”“文明戏”）,以及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一度西潮”的洗礼下形成的现代话剧。发生学强调事物发生的过程,这其中既有历时性的视野,又需要共时性的关联,因此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不是单一线性因果的产物,其发生都受到了多种因素的合力作用。本文将重返清末民初的历史现场,以中国话剧的发生机制、发生过程、发生逻辑为脉络,探寻话剧发生的内部与外部动因,追溯话剧在美学观念、知识结构、外部形态等维度的发生、发展过程,总结话剧发生的艺术经验。第一章谈论话剧的滥觞。晚清时期,在时代的召唤与欧美现代戏剧观念的影响下,时装新戏与学生演剧作为一种探索与尝试,表现出了对写实剧的基本体认,中国戏剧迈出了现代转型的第一步,开始与古典形态脱离。不仅如此,其表现出的启蒙倾向性,也应和着时代的主旋律。从这一时期起,传统戏曲一统天下的格局正在被撼动。第二章讨论了日本新剧、新派剧对于中国话剧的影响。以艺术感人的春柳社、新剧同志会吸收了日本剧团的艺术经验,开启了现代演剧的大门,扩宽了中国戏剧的表现形式。进化团更直接地吸收了新派剧的战斗经验,为改造国民思想,发起了“化妆演讲”这一“非戏剧”的形式。在他们的实践下,写实的戏剧观念被进一步确立,话剧的现代化进程得以大大推进。第三章通过分析上海本土的新剧团体,钩沉了文明戏兴衰消亡的历史。这是一段西方戏剧观念与传统戏曲思维相互掣肘的历史,外来文明与本土文化在磨合中不断改造着彼此,文明戏的指针在政治倾向与审美倾向间不停摆动。其现代性的内涵由曾经的启蒙、对人生的观照转为了一种欲望的表达,文明戏成为了一种新的文化潮流,参与进都市文化空间的建构中。但随着不良商业竞争的出现,失去了文本依托的文明戏不断暴露出其局限性,最终流入了游戏场。同时本章也将从外部关系入手探讨文明戏在上海发生的原因。第四章探讨真正的话剧——现代戏剧的确立。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到来,中国迎来了一个涤荡一切旧思想的伟大时代,在剧烈的思想震动下,话剧彻底告别了过去半新不旧的艺术形态,发生了由内到外、从文本到舞台的蜕变,一批彰显着话剧本质精神与现代意识,讲究编剧与导演技法的作品被创作出来。在余论中,笔者就当前学术界争论不休的“话剧诞生标志”“中国话剧开端”等问题表达了自己的看法,笔者认为这些论争本质上陷入了语言的牢笼中,实际意义不大,也不符合发生学的研究思维,但每逢“7”之年举行话剧的周年纪念并无不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