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化事业的展开内在地需要精神世界的丰富与饱满,这要求中国文化传统适时地革新,以保障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推进。而对于中国文化传统的革新,先在地要求以马克思的现实观为视域,反对一切形式的抽象主义和教条主义,在具体的社会历史变迁中有所损益。马克思现实观的直接理论来源是黑格尔,尤其体现在黑格尔“实体即主体”和关于“理性”与“现实”关系的探讨中。黑格尔与马克思在反对抽象的形式主义和主观主义方面,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区别在于,黑格尔哲学由于局限于精神的自我展开和泛理性逻辑主义而无法突破“意识的内在性”,最终将抽象自由落实为资产阶级的具体自由,而马克思则在“实在主体”社会生产方式发展的基础上,击穿了“意识内在性”的包围,为超越资产阶级法权人格提供了理论基础。因此,具体分析中国文化传统的革新,需要以马克思的现实观为基本的视域和方法论。中国文化传统是以“家”为核心的。由“家”出发而建构的文化生命,在传统社会表现为权力的历史机制化表达（尊尊）和温情脉脉的生存论（亲亲）双重面向,且以宗法社会的人身依附为主导,因此,“家”的脸谱在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话语体系中基本上以专制主义的根基而示人。西方文明孕育的个体本位文化以商品生产方式为基础,在世界精神展开的意义上获得“绝对权利”。个体本位文化的出现,突出显示了“家”之批判与建构的必要性和必然性。就其必要性而言,主要指传统之“家”在人身依附作为主要社会关系的时代语境下,源初场域的意义世界常被等级权力所控制,由“父权-君权”形塑的超稳定结构反对自由平等的个体权利,政治权力和身份统治随意戕害人格（person）,因而,这种压制人格尊严的权力机制本身不自足;就必然性而言,主要指资本—商品生产方式开辟了世界历史,在特定历史阶段上获得了合法性,其中对个体的承认是现代社会的基本原则。而个体主义文化的消极内涵,使得“修身”和“齐家”在现代社会获得生机。因此,“家”必然要革去人身依附关系和等级话语体系,消化吸收个体主义和人格主义文化,同时守住自身的实体性原则,在生活世界之中重建生存论内容。在“亲亲”“孝悌”“教学”等内容中,彰显中国文化独特的生存论内涵,这与古希腊的存在、希伯来的宗教具有本质的差异,而与马克思的现实观具有高度的亲和性。因此,“家”的重建能够在本源的生存论上探讨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意义,在与西方文化交流、交融和交锋中坚定文化自信。中国文化传统的革新需要直面市民社会非伦理性的难题。就此而言,黑格尔和马克思对市民社会的深入探讨能够给予中国文化的革新以启示。其中黑格尔对现代国家—家庭和市民社会—现代国家的阐释,与马克思对现代国家—市民社会—现代国家的批判,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社会主义国家—市民社会的理论建构,对中国现代社会的独特发展具有重大的指导与启发意义。在此基础上,我们需要警惕新差序格局的消极影响,在批判的基础上进行自我反思,为建构以“自觉个体”为基础的“家”,推动中国文化传统的历史性革新提供价值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