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实现了四十年的持续快速发展,国内生产总值从1980年的4587.6亿元增加到2015年的40万亿元,年均增长速率15.4%,同时,我国能源消费量上升势头明显,能源消费总量从1980年的6.03亿tee增加到2015年的42.99亿tee,年平均增长速率为5.77%。从2000年至2015年,我国能源消费总量增加了一倍,年平均增长率高达8.4%,经济总量也仅仅增长一倍强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基本是“一番保一番”。在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后,以往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已不再适应当前中国经济增长的需要,经济增速持续下滑已然成为不可回避的问题,同时中国还面临着化石能源耗竭、环境恶化、能源安全问题等一系列丞待解决的问题。为此,政府出台了一系列节能减排政策,如在“十一五”期间,降低单位能耗的目标值为20%,而实际仅累计降低了19.1%,并没有达标预期的目标。这是由于能源强度的降低既取决于能源消费总量还取决于GDP的增长速度。因此,在国家“十二五”规划报告中,明确提出将降低单位能耗作为约束性指标并对能源消费总量进行合理控制,抑制高能耗产业的过快增长,以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由此,形成了能源双控政策,强制性的抑制能源消费的绝对增长,对我国能源安全和地区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基于此,本文结合既有相关经典文献和现实经济情况,构建能源规模与强度双控政策的地区增长效应的分析框架,研究政策所产生的不同增长效应,实现了由宏观到微观的扩展,对不同维度的政策增长效应的内在传导机制进行探讨,为未来相关政策提供了理论支撑。并进一步从行业、地区和企业三个维度展开对能源双控政策不同增长效应进行实证检验。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能源双控政策对能源利用效率提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并且对处于高能耗行业的利用效率影响更大。此外,总量控制对能源利用效率的影响还会因行业所处地区特征以及行业规模特征等方面的差异而导致影响程度存在差别。能源双控政策对东、中、西部三个不同地区的能源效率的影响大不相同,能源双控政策显著促进了三个不同地区行业能源效率,但其促进作用也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中部地区的政策效应最为显著,其次是东部地区,西部最低。总之,技术进步对能源效率均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能源双控政策对能源利用效率的提升也有显著的影响。（2）从要素替代弹性来看,资本价格的上涨引起的能源需求降低是有限的,能源价格的上涨推动了资本需求上升,但能源与资本之间呈非对称替代关系,由此可知,能源双控政策的实施有利于推动能源与资本之间的替代。进一步发现,能源双控政策和替代弹性对地区经济增长均起到显著的促进作用,伴随着能源双控政策的规制程度不断加深,替代弹性对地区经济增长的贡献将会减弱。由于资源禀赋等在不同的地区存在很大的差异,使得不同能源对地区增长的贡献程度各不相同,各类能源的价格改革的方式存在显著差异,其中,无论是能源双控政策对地区增长还是能源双控政策通过要素替代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在西部地区均不显著,而就中部地区而言,能源双控政策下要素替代的增长效应并不显著,而能源双控政策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正向显著的;最后,东部地区的回归结果与中部地区正好相反,能源双控政策对地区经济增长并没有显著的直接影响,而是通过要素替代特别是能源-资本替代对地区经济增长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这说明东部地区能源双控政策的实施主要是通过调节市场中要素的配置以达到经济增长的预期效果。（3）能源双控政策促进市场竞争,产生优胜劣汰的效应,能够决定企业的进入和退出,并且能源双控政策确实可以显著提升企业TFP。能源双控政策对企业动态的影响具有显著的地区差异,其中,中部地区和东部地区的能源双控政策均能够显著提升企业TFP,而西部地区的能源双控政策却显著阻碍了企业TFP的提升。以上的分析仅限于微观维度上能源双控政策的影响,无法反映能源双控政策对地区经济增长效应的实际贡献。因而,在一个较成熟的宏观经济效率动态分解框架下,以剖析企业动态中的市场份额和生产效率等因素的综合作用,将区域增长效应分解到企业动态的各个方面的实际贡献,得出能源双控政策吸引了高生产率企业的进入,促进了低生产率企业的退出,提高了在位企业的整体生产率,且使得高生产率企业的市场份额更大,因此,能源双控政策会通过企业的进入、退出、企业自身的成长和资源再配置促进区域经济的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