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周时期，天命观念不但用来解释王朝兴衰和个人命运，同时还代表着先民对自然界和社会人生的集中关照和认知，并通过规范思维的方式主导着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在商周文化语境中形成的天命观念，以及在此基础上生成并融进天命观念因子的文学观与审美取向，亦具有不容置疑的先导作用。因此商周时期天命观念的剧烈变化，势必反映到当时诗乐舞融为一体的艺术文化形态中。由此，诗歌的功用及文学观念的形成、题材内容及文体风貌的展演等等，也必定深受以天命观念为先导的、当时文化语境的影响。本文分三个部分对上述观点展开论说：第一部分，以对文献文本的分析为平台概述天命观念的起源，借助前人已取得的理论研究成果梳理商周时期天命观念的嬗变过程，并认为这一过程是以“至上神”兴衰为主线的。第二部分，探讨天命观念嬗变对诗歌功能的影响。首先对先秦诗歌的起源进行了简要梳理，然后重点分析在天命观念嬗变的背景下早期诗歌的功能演变，最后对“诗言志”理论进行了简要辨析。第三部分，依托《诗经》文本中的具体作品，解析天命观念嬗变对诗歌创作的影响。文中重点分析了在诗歌题材的拓展、创作主体的变迁、以及诗歌特征的改变三个方面，天命观念的重要影响作用。经过以上论说可以认为：商周时期，随着王权的更替和人类理性精神的不断发展，神的力量越来越微弱，此消彼长过程中人的力量开始彰显，个人化的抒情主体渐渐觉醒，言志抒情的诗歌才真正兴起。由此，诗歌也经历了一个从“诗言神（天）”到“诗言志”的功能过渡，自此脱离了神圣禁忌宗教活动仪式化的光彩神器功能，或者政治节庆典礼政教化的华丽外衣功用，开始向生活化性情化的方向发展。这也促成我国的诗歌不同于西方宗教圣歌的特色——这是因为它在开端时期就经历了由神本向人本的转变，从而更加趋向于关注此岸人生。基于上述论说应当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诗歌起源于劳动但不限于劳动，初民精神生活需求引领的精神生产，是伴随着人类文明曙光泛白幻出的亮丽“天象”。先秦诗歌中的理性思维因子及其发挥的社会功用，是诗歌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也是与天命观念在商周时期的嬗变息息相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