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活动基于对原文的理解和解释。翻译的这种性质决定了解释学理论与翻译研究极为密切的关系。以伽达默尔为代表的现代解释学理论家们围绕作者“本意”的争论以及对于“理解”的创造性思索为我们审视传统翻译观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域”。本文拟从该理论关于如何理解文学作品的意义等问题的论述，结合译者与作者的关系，探讨其对当代翻译研究的启示。 一直以来，作者意图中心论指导着传统的翻译活动和翻译批评。这一理论认为把握作者原意是理解原文的根本归宿：读者与作者完全能够跨越时空的界限，穿越不同历史、文化背景的阻隔，进行无阻碍地沟通与交流。这是由实证主义时代因果论造成的根深蒂固的信念。在这种观念的指引下，译者们一直都相信存在着一种理想、透明的翻译，即既能忠实于原文内容，又能出神入化地表现出原作的风格和神韵，并把这种理想作为孜孜以求的目标。古今中外，这种理想在译者身上的表现不胜枚举 这种以作者为中心的翻译观强调对作者原意的准确把握，对原文唯一，正确的理解，但它无法解释为何同一著作在不同时代，甚至同一时代会有不同译本，不同的译者对于同一译本会采取不同的策略、手法等现象。在这种传统翻译观的指引下，评论家们会把同一著作的不同译本拿来比较孰优孰劣，哪个更忠实于原文，甚至会就此提出一个翻译“标准”。但这种研究方法无形中忽视了对译者所制定的翻译方案，所采用的翻译策略，以及他所处时代的社会环境的系统研究。 在对作者意图中心论进行反思、批判的过程中，本文结合了现代解释学对于正确理解的标准从何而来的探索，肯定了文学作品的意义只能在理解中生成这一观点。文学作品的意义世界是对象文本所拥有的过去视界与主体所拥有的现在视界的融合。译者将他作为读者和阐释者阶段所获得的理解和感悟有机地融入到语言转换过程中，极大地发挥了自己的文学创造性．由此，本文论证了译者与作者的对话关系，肯定了译者的历史性及其在翻译活动中所发挥的创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