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云,不以规矩,不成方圆。可见凡事都有“规矩”。翻译活动亦如此,翻译标准即是支配翻译活动运行的“规矩”之一。翻译标准在中西翻译史上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不仅在实践中规范译者的翻译行为,也在理论研究中成为了一个重要议题。尽管中西方对翻译标准有不同的认识,译者在翻译实践中依据的翻译标准也不尽相同,翻译理论家厘定的具体翻译标准也各式各样,“翻译标准”这一概念所用的术语也有差异,但不可否认翻译标准的确客观存在。翻译标准不仅是翻译理论中的一个重要议题,对翻译实践也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不过,中西方的翻译标准思想却存在不少差异,学界对此也有过一些讨论乃至争论,这表明人们对翻译标准的认识还不完善,有待继续深入研究。鉴于此,本文以翻译标准思想为研究对象,尝试对中西方翻译标准思想这一问题进行较为深入、系统的比较研究。本研究旨在深入考查中西翻译史上有关的翻译标准思想,比较中西方翻译标准思想的异同,探究差异的背后根源,考查双方翻译标准思想产生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探讨对今后有关翻译标准研究的启示。基于此目标,本文主要回答下列几个问题。第一,中西翻译史上各自有哪些主要的翻译标准?这些翻译标准的发展历程如何?第二,中西方翻译史上的翻译标准思想有何异同?其原因为何?第三,中西翻译标准思想的理据是什么?有何差异?第四,中西翻译标准思想对双方各自的翻译实践和翻译研究活动产生了什么影响?有何具体的体现?第五,中西方现有的翻译标准思想对今后的翻译标准研究有何启示?通过对中西方翻译理论研究的文献考查,本文发现中西方的翻译标准思想都有较为悠久的历史。自文字翻译产生以来就有了有关翻译的认识,反映了一定的翻译标准思想,中国的相关思想产生于东汉后期,西方则源于古罗马时期。基于中西方相关文献的考查,本文绘制了中西方翻译标准思想的发展年谱,列举出了中西方翻译史上有关翻译标准的主要观点,包含年代、译论者、翻译标准思想、主要引语以及其出处,年谱显示中国比西方对翻译标准更为关注。在对中西方翻译标准思想的历时考查基础之上,本文对中西方翻译标准思想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对比研究。首先是对中西方翻译标准思想之理据及其差异的探讨,我们认为中国翻译标准思想的理据主要在于以下四个方面,一是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二是中国传统美学思想,三是中国传统文论思想,四是中国语言文字特征。西方翻译标准思想的理据主要在于以下五个方面,一是西方哲学思想,二是西方神学思想,三是西方文艺理论,四是西方语言文字特征,五是语言学、信息学等其它相关理论。通过对中西方翻译标准思想的比较,我们发现双方思想存在一些相似之处。一是阐述方式,双方的翻译标准思想阐述中都有借力本土文化。二是发展轨迹,双方翻译标准思想都经历了从原文中心倾向到多元化的过程。三是研究特点,双方翻译标准思想中都存在重规范轻描述的倾向。中西翻译标准思想之异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是翻译标准思想之实践基础之异,中国翻译标准的讨论发轫于佛经翻译,而成规模的文学翻译直到清末才出现;西方翻译标准的讨论始于《圣经》翻译,此外,文学翻译在西方有着较早历史,构成了西方翻译标准思想的另一实践基础。第二是翻译标准思想之实践来源之异,中国主要是“西学东译”,佛经翻译时期是来源于印度的佛经之西学,自明清开始则是源于欧洲的科技与文学之西学;西方则是“西学互译”,无论是《圣经》翻译还是文学翻译,都主要是西学内部的互译。第三是翻译标准思想之文化土壤之异,中国主要是儒释道文化,西方主要是基督教文化。第四是翻译标准思想阐述论证的深度之异,中国翻译标准思想中的感性认识倾向较强,西方翻译标准思想中相对而言则理性认识倾向较强。中西方翻译标准思想差异产生的背后根源,本文认为主要在于以下七个方面。第一是哲学传统。中国哲学具有浓厚的“重悟”传统;西方哲学则有较强的理性思辨传统。受此影响,中国翻译标准中便产生了不少模糊概念,而且相关阐述往往颇为简短;西方的翻译标准提法虽然也有一定模糊性,但与中国的提法相比,则具有较为明显的清晰性,具体翻译标准的相关阐述往往也比中国的阐述更为充分。另外,中国哲学还具有较为明显的“入世”倾向;西方哲学则具有较为明显的“学以致知”的传统。这影响到翻译标准思想中,就是中国十分关注翻译标准,探讨颇为丰富;而西方对翻译标准之探索的兴趣则不如中国浓厚,更注重对翻译本质等问题的探讨。第二是思维模式。东方的思维模式总体而言具有明显的整体性、综合性、朦胧性;西方的思维模式则体现出较强的分析性、细微性、具体性。这两种不同的思维模式影响到翻译标准思想中,就体现为中国的翻译标准提法总体而言具有较为明显的朦胧性,对翻译标准缺乏具体清晰的阐释;西方相关的翻译标准提法则更具明晰性,而且往往有较为清晰的界定与具体的阐述与分析。第三是思想源头。中国翻译标准思想的思想源头主要有儒家、道家的思想;西方翻译标准思想的思想源头则可追溯至古希腊时期的Plato、Aristotle等人的哲学思想、文艺理论思想。第四是社会背景。中国古代社会整体而言是中央集权政治下的社会,禁锢民众思想,强调集体主义思想;西方社会则不像中国古代社会一样具有较强的中央政治集权特点,而是具有较强的民主特点,崇尚思想自由,尊重个体主义。中国之所以比较重视翻译标准,原因之一便是受到集体主义思想的影响,求翻译标准思想的一致性;西方对翻译标准的关注不如中国,与西方崇尚个体主义思想不无关联。第五是文化土壤,中国翻译活动深置于儒家、道家和释家等传统文化土壤之中,尤其是儒、道文化土壤之中,翻译标准思想也相应地受到影响;西方翻译活动处于基督教文化土壤之中,西方翻译标准思想中的逐词翻译,尤其是《圣经》翻译中的逐词翻译,便与基督教文化思想不无关联。第六是语言差异。中国翻译活动主要发生在汉藏语系的汉语与印欧语系的语言之间,汉语是典型的孤立型语言,具有明显的意合特征,与印欧语系的语言之间差异很大,翻译中很难兼顾语言形式和意义上的忠实,因此中国翻译标准中求“对等”的提法不多;西方翻译活动主要发生在印欧语系的语言之间,这些源于同一语系的语言之间比不同语系语言之间的相似性更大,翻译时兼顾语言形式和意义上的忠实的可能性更大,故而西方翻译标准中多有“对等”之说。第七是“技道传统”。中国存在“重技轻道”的传统;西方则有较强的“重道”倾向。受此影响,中国多探求翻译标准,以期指导和规范“如何做翻译”,翻译标准思想少有上升至“道”之层面;西方则不热衷探求翻译标准,相关阐述通常不停留于提出翻译标准,往往进而探索其背后之“道”,构建出相应的理论体系。中西方的翻译标准思想对各自翻译活动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既有翻译实践上的影响,也有翻译理论研究上的影响。就翻译实践影响而言,其表现之一是原作中心倾向,注重译文对原文的忠实。虽然双方都存在这种倾向,不过相对而言,中国翻译实践中的这种倾向更为突出。表现之二是读者中心倾向,注重译文在读者群中的接受效果,这种倾向的翻译往往注重译文的通顺流畅,使用符合目的语习惯的译文表达方式,重视人民大众语言的使用习惯,这种倾向在西方翻译实践中体现得更为突出。表现之三是译者中心倾向,强调译者的翻译目的,译者充分发挥主体性,往往对原文进行增添删改,这种倾向总体而言在西方也表现得更为明显。就翻译理论研究而言,其影响表现为以下两种倾向,一为“零散”与“系统”之倾向,中国翻译标准研究总体而言呈现“零散”倾向,理论意识不强,缺乏系统的分析论证;西方翻译研究整体而言则呈现“系统”倾向,理论意识较强,注重系统的逻辑分析论证。二为“热显”与“冷隐”之倾向。中国翻译理论研究对翻译标准的探索比较重视,呈现“热显”之特点,关注的学者较多,有很多学者撰文专门研究翻译标准,有关提法也比较丰富;西方翻译理论研究对翻译标准的关注则不如中国,呈现“冷隐”之倾向,专门撰文研究翻译标准的学者不多,相关提法也不如中国的丰富,探讨时也基本不用“translation criteria”这一术语,而是使用“translation principle”（翻译原则）,而且其“原则”一词并非都与衡量翻译的标准有关,往往还会指涉翻译的方法、技巧等方面。通过梳理与比较中西方翻译标准思想,我们发现中西方各种具体翻译标准的提法已然比较丰富,只是其界定与阐述总体而言不够充分,也缺乏整体视野的整合研究。对此,本研究认为今后的翻译标准研究应注重系统整合,清晰界定与充分阐述。本文提出翻译标准研究应具多维视野。一为“本体”维度,即翻译标准的内部方面,主要涉及意义内容、文体风格、语言形式三大类。二为“客体”维度,即翻译标准的外部方面,主要涉及文化规范、意识形态、诗学三类。三为“主体”维度,与翻译目的相关,主要涉及译者、读者、委托人的目的及其关系。此外,我们认为还需从原型范畴的认知维度认识翻译标准,将翻译标准视为一个原型范畴,各具体标准都是与翻译标准原型具有不同程度相似性的家族成员。本文还从伦理维度阐述了翻译标准,借用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中的“善”这一概念提出了“善译”标准思想,指出“善译”就是在“本体维度”、“客体维度”、“主体维度”各标准之间达到“善”之和谐状态的翻译。本文共分六章。第一章阐述本文的研究意义、研究设计和论文结构。第二章概述中西方翻译标准之研究。第三章从历时角度梳理了中西翻译史上的主要翻译标准,考查了中西翻译标准思想之理据。第四章比较了中西方翻译标准思想的异同,探讨了其差异根源,分析了其差异的影响。第五章提出了翻译标准研究的多维视野观,包括“本体维度”、“客体维度”、“主体维度”、“认知维度”和“伦理维度”。第六章总结了全文研究,指出了不足,提出了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