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新疆、西藏,因涉及到宗教、民族、外强插手等方面而表现得极其复杂棘手,这对当时内忧外患严重的中央政府来说是个不小的挑战,要在平衡各方面力量和权益的基础上寻求主权的独立、领土的完整。辛亥革命之后,新疆为地方军阀控制,西藏则因英国的介入“封闭”了与内地的联系,为此中央一直在寻找合适的机会,恢复联系,以期最终归中央治理。1933年新疆发生“四一二”政变,金树仁下台,新疆地方最高职位一度空缺,南京国民政府认为直接控制新疆政权的时机来到,借机政变派员黄慕松入新宣慰,企图夺权。1933年12月17日,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这位历经磨难的西藏政教最高领袖的圆寂在全国产生了极大的震动。为了对这位伟大的宗教领袖表示尊敬,同时不使之前趋于缓和的中央与西藏地方关系前功尽弃,南京政府派遣黄慕松代表中央入藏进行册封致祭,以期达到“藏政归中央治理,不受外国牵制”的目的。黄慕松前后奉使新疆、西藏,是代表中央在契机出现后对边疆政策的具体实践,其在新疆、西藏地区的行为和活动无不秉承中央意旨,成败得失都是为以后中央治理边疆提供宝贵的经验和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