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黑色幽默”小说的哲学基础是存在主义,中国新时期“黑色幽默”小说沿袭了西方小说某些方面的特色,但并不完全等同于西方纯正的“黑色幽默”小说。中国新时期这些“涉黑”作家们不具备足够的虚无主义倾向。受中国传统文学写实主义原则的影响,中国作家们偏爱用写实的笔法结合少量现代主义的写作技巧来布局谋篇。中国经历过一场声势浩大的政治浩劫,“文化大革命”是绝大部分新时期“黑色幽默”小说的历史背景。本文的重点在于从外部研究和内部研究两方面着手,论述中国新时期“黑色幽默”的中国化特征。外部关照方面,包括社会层面上的政治化倾向、心理层面上作家的否定和危机意识、思想层面上写实主义传统继承三个方面。解决一个问题：为什么从新时期开始,才会出现这种“黑色幽默”的表达形式?能否用这种形式来表现我们的生活?这种黑色是否具备崇高性?内部探究方面,受到韦勒克内部研究理论的启发,虽然他的理论指涉对象主要是诗歌,小说不像诗歌那样坚守严格的韵律要求,但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学样式,小说也具备诗歌相似的文学性。所以,笔者结合几位“涉黑”作家刘索拉、王朔、王小波、刘震云、余华、韩少功等的作品,从四个方面探讨中国新时期小说中“黑色幽默”的修辞表达,包括声音层面、意义层面、世界层面和形而上层面。文章的最后,探究这种“轻逸”的幽默所展现出来的独具的美学特点：“黑色幽默”主要是一种美学态度,骨子里是“重”,但表现出来的却是“轻”。卡尔维诺在《美国讲稿》里说：“文学是一种存在的功能,追求轻松是对生活沉重的反应。”从“思”的层面来看,“黑色幽默”小说注重表现出“轻逸”的特质,它喜欢在沉重的生活面前开玩笑。它漫不经心地去总结历史已经呈现出来的面相,同时顺带着探究历史在未来还可能呈现出来的局面,以“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姿态来迎接生活呈现出来的各种面相。从“真”的角度去看,历史和现实的面相往往又是“沉重”的,所以“黑色幽默”小说也理应是对这种“沉重”的回应。借助“轻逸”的羽翼,历史的真相才能逐渐漂浮出水面。中国新时期“涉黑”作家们也要追寻这种看似很近、实则很远的意境,通过词语、事件、逻辑等的对立和矛盾,来展现悖论式的人生形态,表现作者对于真实生存状态的追寻和思量。这种“轻”与“重”的切换,并不是简单的来比较不同人物在不同轻重之间的行为状态,而是一个不断循环变化发展的过程,继而揭示出生存的无限可能性。所以这种轻重,并不是要肯定一方,而来否定一方,而是通过两者的相互对照,来展现生存状态的暖昧性和多样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