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棒棒”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逐步形成的处于低端劳动力市场、以搬运服务为主、具有明显区域特征的一种农民流动务工形式。重庆独特的地理环境孕育出了“棒棒”这一特殊的劳动者群体与这个特殊的行业，它是“农民工”的一部分，曾为重庆的城市化建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同时，它又是传统苦力行业的延续，几乎见证了重庆这座城市自改革开放以来历史变迁的全过程。本文选择从文化研究的角度切入，采用文本细读与田野调查、人物访谈相结合的方法，结合文化研究相关理论，既对电视剧关于棒棒群体的刻画与呈现进行梳理把握，又将其与棒棒群体纪录片中的纪实呈现结合起来做对比分析，同时将重庆棒棒的自我形象认知纳入到研究范围中来，从多个方面探讨棒棒题材电视剧与纪录片中的“棒棒军”形象和棒棒自我认知中的“棒棒”群体形象之间的矛盾与统一，从而更为深刻立体地认识与理解这个特殊的农民工群体以及他们的社会处境。同时，将曾在网络中引起了高度关注的棒棒题材纪录片及电影《最后的棒棒》作为这一群体底层叙述的文化实践案例，来对其创作与传播进行分析讨论，进一步了解与把握这一特殊的劳动者群体在当今文化生态中的现实处境。
　　在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达到行业发展鼎盛时期的重庆“棒棒”随着社会各界对农民工问题的关注很快进入了大众视野，并在电视剧中得到了较为充分的呈现，而电视剧对棒棒群体的塑造与呈现始终保持着一种积极的乐观主义叙述。自1997年方言喜剧《山城棒棒军》问世以来，“喜”的叙事基调便一直在棒棒题材电视剧中得以延续下来，电视剧在不同历史时期通过塑造不同的“棒棒”形象、讲述不同的群体故事来表征中国历史的发展与社会的变迁。
　　90年代城市化建设进行得如火如荼时，1997年上映的电视剧《山城棒棒军》便塑造了重庆棒棒乐观豁达的“城市逐梦者”形象与“傻农民”形象，将“农一代”进城初期对城市的好奇与对乡土的依恋、以及城市社会对农民的歧视与偏见生动地呈现了出来，又通过一段段搞笑的故事情节去消解农民与城市社会“磨合”时的嫌隙。进入新世纪以后，在政府的各种鼓励性政策下，农民工开始逐渐显现出扎根城市的欲望，而在他们试图融入城市社会的过程中，感情、婚姻、教育、医疗等种种现实难题涌现了出来，成为他们扎根城市的极大阻碍。2008年上映的电视剧《山城棒棒军2》正是通过设置问题并让其解决问题，塑造出棒棒在融入城市社会中面临困难却始终不屈的“自救者”形象，来展现农民工与城市艰难融合的过程，同时顺应时代发展的需求将城市对进城农民的接纳与包容态度呈现了出来。党的“十九大”之后，中国宣布进入了一个新时代，在新时代中“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被着重提出，而2018年上映的电视剧《棒棒的幸福生活》便是对此进行的积极回应。电视剧塑造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棒棒“先锋者”和“坚守者”形象，以此呈现出在新时代农民工群体内部出现的分化态势。在现代化建设逐步完成时，“留城”或“返乡”成为他们不得不面临的艰难选择，而电视剧通过构建一个棒棒在城市中创业成功的“白日梦”来说明了一种“现实”，即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需要”可以在城市中得到满足，进而促使农民工更加心甘情愿地建设城市、坚定自身扎根城市的念头。总言之，电视剧对重庆棒棒群体形象的塑造与讲述，表征了中国的城市化与现代化进程，在由农业到工业的线性现代化逻辑下，将“农民进城”叙述成了历史与社会的进步，完成了主流意识形态对农民工问题的影像建构。而在这类影视表达的影响下，重庆棒棒逐渐形成了对自我与群体身份的认知，在主流意识形态的询唤下自觉地以乐观豁达的态度看待与忍受融入城市社会过程中的艰辛。
　　以电视剧为主的各类媒介叙述对重庆棒棒群体所建构起来的乐观豁达、积极向上的群体形象，被棒棒无意识地接受，并使得他们主动地通过自身的行为去对这一群体形象加以维护。可以说，电视剧对棒棒群体的讲述与呈现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了重庆棒棒的身份认知与行为模式，对其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引导作用。然而，当面临着“留城”或“返乡”的艰难抉择时，电视剧的乐观主义叙述与理想化呈现却显示出了它直面现实的无力感。而棒棒群体的纪实纪录片《最后的棒棒》以与电视剧截然不同的影像呈现，直指棒棒在城市生存空间急剧缩小的巨大压力下只能无奈返乡的现实命运，在展示这一群体豁达乐观的同时，也呈现出了他们对未来不确定的不安与迷茫。
　　因直面现实而获得赞誉的纪录片，却在改编为电影之后受到文化精英群体的猛烈抨击。作为一次讲述底层故事的文化实践，纪录片与同名电影最大的区别在于有无主流意识形态的表达，加入了极具主旋律色彩的“光明”结局的电影版饱受批评，或许与“宏大叙事”在当代的解体已经成为一种批评潮流不无关系。个人化叙事与宏大叙事似乎已经二元对立，在这样的批评氛围中，精英群体对电影版所进行的意识形态话语批评就极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矫枉过正。而在警惕将个人叙事与宏大叙事二元对立的批评观念时，也应该时刻保持对精英群体的底层叙述中隐含“苦难想象”可能性的怀疑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