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世界贸易与互联网的快速发展,数据跨境流动成为促进数字贸易发展的必要条件。由于数据跨境流动在提高生产效率、便捷民众生活、促进贸易发展的同时亦会对国家安全、个人信息安全产生重大影响,因此成为各国法律规制的重点。基于法律规制“宽”与“严”的程度不同,当今世界形成了“促进数据跨境流动”美国模式、“充分保护”欧盟模式、“严格限制数据跨境流动”俄罗斯模式、“平衡安全与发展”澳大利亚模式四种具有代表性的规制模式。美国模式倡导数据跨境自由流动,有利于数字贸易发展,但忽视了对个人数据权利的保护;欧盟模式重视对个人数据权利的保障,虽然有利于人权事业发展,但过分阻碍数据流通会导致本国企业发展困难;俄罗斯模式重视对国家数据主权的维护,可以最大程度防止他国数据霸权主义,但也阻碍了本国数字贸易发展;澳大利亚模式同时注重数字贸易和数据保护,在此基础上对个人健康数据的保护尤为严格,但对于国际合作关注度不足。因此我国目前可采取“安全与兼容并重”的数据跨境流动法律规制模式。该模式符合我国“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和“注重秩序价值”的立法追求,既能保障我国的数据安全,亦能促进我国与其他国家互利共赢的数字贸易协作。该法律规制模式可通过国内立法和国际合作两条路径予以贯彻落实。在国内立法方面,我国虽然初步确立了以《网络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数据安全法》为基本内容的数据跨境流动法律规则,但仍然存在着对数据价值立法关注度不足,对数据分级分类具体规定不足,对监管机构的职责规定不够明晰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我国应当为数据开发利用制定具体规则、对数据进行科学合理的分级分类、明确数据安全保障监管机制。在国际合作方面,我国目前通过向WTO提交首轮提案,申请加入《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和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已经形成了国际合作的初步规模。下一步可以通过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作,向欧盟GDPR充分性认证标准靠近,促进WTO数据跨境流动合作协定达成,提高我国模式的影响力,促进我国数字贸易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