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隐喻研究的鼻祖是亚里斯多德，他的隐喻观被后人总结为“替代理论”。在亚里斯多德之后对隐喻的解释还出现以昆提良为代表的“对比理论”。这两种理论都是在修辞学的范围内，将隐喻作为一个修辞格、一种修辞手法来研究。这种局限于语言层面的研究状况持续了两千余年。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理查兹和布莱克首次提出了隐喻的“互动理论”，突破了修辞格的局限，把隐喻研究的出发点从语词变成了“表象”（Vorstellung）。一九八零年，美国生成语义学家和莱柯夫和英国哲学家约翰逊在他们的专著《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Metaphors We Live By”），明确提出了“概念隐喻”，将隐喻研究从“表象”提升到“概念”层次。“概念隐喻”理论用源域（source domain）与的域（target domain）之间的映射（mapping, Projektion）以及意象图式（image schemas）来解释隐喻现象，指出隐喻不仅仅是一种修辞手法，而且是一种人们普遍使用的认知手段和思维方式。隐喻是“想像的理性”，它首先构建了人类的思想和行为，进而构建了人类的语言。从先秦到近、现代，中国的隐喻研究，都是将隐喻限定在“辞格”的范围内，把隐喻作为一种语言现象来讨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至今，中国的外语学者率先完成了将西方语言学界隐喻研究的突破性成果—概念隐喻理论引入中国的工作，并开始关注该理论与汉语的结合问题。本人在研究中发现，在我国汉语界，针对成语的理论性专著较少，从概念隐喻理论角度对成语的研究几乎是一片空白。本文就从中外隐喻理论研究的对比入手，以概念隐喻理论中隐喻的系统性为切入点，从语义的层面分析了德、汉成语在概念层次上的系统性；又在语用的层面，以来源于《庄子》的成语在清代著名小说《红楼梦》中的应用为例，分析了成语运用中的隐喻性思维过程。全文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汉语成语是概念隐喻理论的典型例证，隐喻不仅是一种语言现象，更是人类的一种思维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