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中国社会由单一转变为多元。目前中国形成了多元的社会分层,社会各阶层的公众对社会发展有着不同的期望,从而形成了多元主体、多元利益共存的全新局面。社会的同质性减弱,异质性不断增强,不同社会阶层的多元利益都涌现出来。伴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一些个案、突发性事件在媒体、公众的助力下,演变为广受关注的公共事件,并造成了立法回应的现象。在公共事件推动法律制度变迁、体现民意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弊端。本文通过对回应性立法的全面研究,探析实践中的立法回应现象,从实证分析的角度出发,研究回应性立法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应对之策。本文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从立法回应公共事件的现象出发,引出本文研究的主题。通过学界的争议来分析这一现象的基本界定,并将这种现象界定为回应性立法。然后分析这种现象发生的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改革开放后社会多元主体、多元利益并存,人们的制度需求也越来越多元化;第二个原因是正规渠道社会参与机制不完善,尽管目前我国拓宽了公众参与的渠道,但对这些渠道依然不能充分保障公民参与到立法中来;第三个原因是网络公共领域的出现为公众参与提供了新的平台,促使公众形成一致行动,从而推动制度的变革。第二部分首先从福柯的话语权力理论出发,分析公共事件中的公共舆论是如何成功影响立法议程,从而阐述回应性立法的作用机制。其次分析立法机关的这种立法回应是一种有选择性的回应,而不是全面回应任何热点事件。之后再根据多源流理论探讨这种选择性回应的标准。最后从实证出发,研究实践中立法回应的状况,并从立法回应主体、回应领域、回应形式三个方面进行实证研究。第三部分本文从正反两个方面出发,分析回应性立法的利弊。从回应性立法的积极意义来说,回应性立法体现立法对民意的回应、突破制度回应的滞后状态、推动国家与社会的互动;从回应性立法的潜在危机来说,回应性立法可能造成立法功能定位的偏失、立法决策效果偏差,并且损害法律的稳定性。第四部分讨论回应性立法的应对之策,主要从立法机构的能力、民主的立法程序、理性的立法技术这三个方面进行分析。从立法机构能力而言,主要是阐述如何提高人大及其常委会的能力;从立法程序民主而言,主要从公众参与立法来分析;从立法技术而言,主要从专家参与立法、成本效益分析两个方面来分析。以期这些措施能够提高回应性立法的民主与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