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检讨”是我国行政问责体系中的重要问责形式，在对一些重大安全事故以及其他重大责任事件的处理中，已经得到较多运用。但这一问题实践中尚不够规范，理论中尚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本文选择“行政检讨”作为研究对象,描述了我国行政检讨制度产生、发展的过程,立足宪法学行政法学的学科基点，着重运用历史分析和实证分析的方法，并综合运用法学、哲学、政治学、伦理学的相关理论,对行政检讨制度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意义展开探讨，在此基础上，明确界定行政检讨的内涵、性质、特征，以及在我国行政问责体系中的定位。同时，通过对行政检讨的制度规范和问责实践进行统计、归纳和分析，找出行政检讨制度和检讨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完善建议，以期推动我国行政检讨制度的规范化和程序化，充分发挥行政检讨在行政问责体系中独特而积极的作用。对行政检讨的研究是一个新课题，本文的首要任务，是界定行政检讨的概念。本文提出，检讨的实质是自我反省。我国古代就已经出现了类似检讨含义的各种反省形式，比如古代帝王的“罪己诏”以及官员的“谢罪表”、“陈情表”、“伏辩”、“内省”等。“检讨”一词有关“检查反省自己错误言行”的语义，出现于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取得胜利并建立了新中国之后，是中国大陆地区所特有的含义。本文讨论的“行政检讨”是指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因为违法或不当行为造成严重后果或不良社会影响时，向行政问责机构检查反省错误、主动承担责任的一种责任承担方式，与其他行政问责形式相比，具有回应性、自律性、反思性和名誉性的特点。在界定行政检讨概念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对行政检讨的性质及其在我国行政问责体系中的定位展开讨论。本文认为，在性质定位上，行政检讨与政治责任、行政责任、法律责任、伦理责任等四类责任形式均有密切联系，其中伦理责任和法律责任的性质更为突出。目前阶段，将行政检讨纳入法律责任的范畴，以法律的权威来保障行政检讨的公正有序开展，有尤为重要的意义。在效力定位上，与其他行政问责方式相比，行政检讨相关制度规定中的惩罚程度十分轻微，但受我国传统政治文化影响，该问责方式实际上蕴含着极其严厉的惩罚性特点。在厘清性质定位与效力定位的同时，本文还针对性地实对行政检讨与行政处分的特征、定位进行了比较分析，力图明确两者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在明确界定了行政检讨概念、性质和定位的基础上，本文对行政检讨这一独特的行政问责形式在我国生成与发展的过程展开研究。通过对相关历史资料的搜集和分析，本文认为，我国行政检讨制度的源头来自于“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一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政治教育手段，这一手段在中国革命的发展中，逐渐成为党内检讨的固定模式。建国后，党内检讨又走向党外，被广泛运用于普通干部和一般群众身上，并逐步向行政系统移植，最终生成和发展出当代行政问责意义上的行政检讨制度。作为中国特有的一种行政问责形式，行政检讨的理论基础具有丰富内容。宪政方面的基础理论、责任政府、行政自制等理论，使行政检讨成为体现政府自我约束、对公众高度回应的责任承担方式；哲学上的认识论使行政检讨在行政主体行使权力的过程中，能够发挥及时纠正错误、总结经验、改进工作的重要作用；行政伦理理论使行政检讨成为保证行政权力符合最低道德要求和追求较高价值目标的重要途径；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又使行政检讨与我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制度密切相关，体现了无产阶级执政党对政府的领导要求；我国传统政治文化中关于自律和服从的理念则是行政检讨在我国出现和普遍适用的深层次文化根源。在对行政检讨的理论基础进行分析后，本文对行政检讨制度和检讨案例展开了实证分析。通过对我国各级党政机构发布的年鉴、政报、公开的会议记录以及各类新闻报道进行检索，本文共收集到1988至2013年间我国各级各类党政机构颁布的与行政检讨有关的规范性文件62项，以及1949年以来的行政检讨实例54例，通过对这些文件规定和检讨实例进行分类细化、逐项分析，进一步揭示了行政检讨在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与面临的困境。在此基础上，论文针对行政检讨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从构建制度运行环境和完善检讨程序规定两个方面提出了相应的完善建议，尤其强调通过完善行政检讨的启动、执行、救济程序来保障行政检讨积极作用的发挥。总之，行政检讨作为我国非常有特色的行政问责方式之一，具有重要的外在作用和内在价值，特别是行政检讨的回应性、自律性、反思性等特点反映了我国民主行政和责任行政的发展趋势。希望本文能够为进一步开展行政检讨理论研究，探索行政检讨实践，完善行政检讨制度，发挥行政检讨在当代中国行政问责体系中的功能，起到抛砖引玉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