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董其昌对宋四家的临习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存世董其昌临仿的宋四家作品分析,认为董氏对宋四家的取法在其书法学习过程中具有上追魏晋的桥梁作用,使得董其昌书法能够在法度的基础上表“己意”。他在取法宋四家是主张遗貌取神、学古能变、自然而生的观点,表现出“异中求同”的创作观念。董氏在取法晋唐墨迹之外,同时也取法宋四家等书家来完善自我的书风。这样的方式在王铎学二王同时也重米芾;黄道周以王字为基,取法苏轼;以及清初董氏书风影响下的书家无不学习米芾有着极大的关联。宋四家的尚意而不失韵致与法度的艺术精神,是对中国书法史最大的贡献,董其昌取法宋四家是十七世纪以来的典范,构筑了后世学书者通往晋唐宋元的一座重要桥梁。董其昌由学习宋四家进而上追魏晋,又从学习魏晋而与学习宋四家贯通,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晚明书家过多表现个人意趣的一种纠正,也是对当今书法创作的观念应有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