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践行和发展,中国的国际地位不断提高,国际社会愈发渴望走进中国,了解中国。而作为沟通中国与世界桥梁的孔子学院也开始更为广泛而深入地走进了“一带一路”的沿线国家,其中就包括与中国往来密切的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在组织层面,孔子学院在吉国无论是在汉语教学、文化交流,还是在加深两国关系方面均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在个人层面,赴吉国的对外汉语教师志愿者会普遍出现文化不适应的情况。汉语教师志愿者个体在社会文化与心理方面的不适应不但会影响日常工作的效率,而且还会导致志愿者出现心理问题,更重要的,最终将会影响孔子学院各项工作的有序开展。中吉两国文化差异在一定程度上会导致赴吉国汉语教师志愿者在今后的教学和生活中产生巨大的压力,影响工作和教学效率。因此对赴吉国汉语教师志愿者的跨文化适应状况、影响因素以及应对建议的研究很有必要。鉴于上述现实需要,本研究将以吉国现有绝大部分汉语教师志愿者为研究对象,采用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混合研究方法对赴吉国汉语教师志愿者的跨文化适应进行研究。本研究聚焦以下3个问题:（1）赴吉国汉语志愿者的跨文化适应现状如何?（2）赴吉国汉语志愿者主要面临哪些社会文化适应和心理适应方面的压力和挑战?（3）赴吉国汉语志愿者的跨文化适应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本研究以Colleen Ward与Nicolas Geeraert（2016）的“适应过程与语境”模型为基础,同时结合已有孔院汉语教师志愿者跨文化适应能力模型及相关实证研究成果,最终形成研究开展的理论依据和指导。在定量研究方面,基于个人观察、以及前期的非正式访谈研究结果,本研究对K.Demes与N.Geeraert（2014）的跨文化适应量表进行了调整,设计了针对于研究对象跨文化生活实践的“赴吉国汉语教师志愿者跨文化适应调查问卷”。经过前期试测,确信满足信度和效度的学术要求后,才被用于正式的大样本问卷调查之中。在定性研究方面,针对于定量结果呈现的统计学分布情况,在“适应过程与语境模型”的基本理论框架中,对6名汉语教师志愿者开展深度访谈,以解释定量结果背后的深层原因,同时关注吉国社会文化现实问题、孔院汉语教师志愿者的工作特性以及特有的中国文化精神对汉语教师志愿跨文化适应的情境性影响。本研究运用SPSS 22.0对调查数据进行了两轮分析,研究表明:第一,志愿者的跨文化适应水平和与社会文化压力和心理压力呈现负相关。第二,赴吉国汉语志愿者的跨文化适应主要集中在心理与社会文化两个方面,而且这两个方面具有显著的相关性,即心理压力一方面源自于社会文化的不适应,而社会文化方面的不适应又可能被心理压力的产生所加剧。在社会文化适应方面,志愿者面临的压力主要源于价值观和信仰以及语言水平两个方面。在心理适应方面,“因远离家乡而思乡”以及“不能快速融入当地生活而产生的挫败感”是赴吉国汉语志愿者最重要的两项心理压力。除此之外,定量部分的研究还揭示了中吉两国文化距离差异的影响,这其中比较显著的因素有:“吉国政局的动荡”和“与当地的师生相处的情况”,与中国稳定的社会治安相比,吉国政局的动荡让志愿者没有安全感。而与中国师生权威性主导的相处方式不同,吉国师生之间的平等性关系取向使得志愿者缺乏身为教师的职业归属感。文化距离对研究对象的跨文化适应水平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在对赴吉国汉语教师志愿者的跨文化适应状况有了初步的了解之后,本研究继续依托定性研究对已有志愿者进行了深度访谈。访谈分析依托于结构性特征和开放性特征两大类型的编码,对访谈内容进行分类梳理,其中结构性特征即为量表所包含的四个维度以及每个维度所包含的子项目,是对定量结果的验证性内容。而开放性特征则与中国文化特性,吉国社会文化特征、孔院志愿者工作情境特征三个方面,以考察除了普适性的理论描述和分析因素之外,汉语教师志愿者跨文化适应过程的具体的、情境化影响因素。访谈结果表明:（1）赴吉国汉语教师志愿者的适应大致可以划分为:交往适应、生活适应、工作适应三个方面。（2）三个方面的适应是相互促动的,无论优先提高哪一部分的适应能力,都能在很大程度上带动其他两个方面的适应水平。（3）与已有理论研究的实证结果不同,吉国当地人对于中国的刻板印象并不会影响到志愿者的跨文化适应。（4）志愿者对吉尔吉斯斯坦的了解程度对跨文化适应水平有相当积极的影响,因此在赴任前开设吉尔吉斯斯坦国情相关的培训课程十分必要。（5）赴吉国汉语教师志愿者的期待与真实赴任条件的差距,对其跨文化适应过程与结果均产生重要影响。而“期待与差距”这一重要的因素并未被C.Ward与N.Geeraert的跨文化适应过程模型及量表所重视。根据定性和定量的研究结果,本文认为,就如何提升赴吉国汉语教师志愿者的跨文化适应水平而言,可以通过加强岗前的语言培训、加大归国志愿者和将赴任志愿者的职业交流,增加与赴任国国情介绍以及生活经验的培训等方式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