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会学视野中,“鲁迅与出版界”这一论题主要包括鲁迅与出版及出版界的相互关系。以历时态的方式考察这种繁复关系的建立、发展、深入、断裂、延续的过程,鲁迅作为兼有多种身份出版家的形象得以确立。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他的出版活动、出版理念、在出版场内的象征资本、灵活的斗争策略等内容,达到对“鲁迅与出版界”这一论题全景式的观照,论文的落脚点也即鲁迅与出版界关系的高度概括,自然立于“作为生存与表意的策略”这一层面。由此引出出版——作为文学生产制度之一种——对现代文学产生的巨大推动作用的探讨,为现代文学出版史的产生和存在寻求别样的理由。鲁迅的出版活动发生在中国近代出版业的历史演进过程中,并打上了鲜明的历史印迹,其出版活动上呈现出矛盾的两个方面(积极的建设心态和消极等待心态),走过一条充满尝试也充满失败的畏途。出版活动是其早期启蒙思想的一个延续,利用出版业来谋生活的想法也成为现实的一种选择,这为鲁迅后来从事出版业,成为职业出版家奠定了基础——出版开始成为鲁迅表意与生存策略的选择。就鲁迅的整个出版过程而言,他处于不断的身份转换和出版语境的变迁的情形中,而这种情况本身与他的出版活动二者相得益彰,互为动力。鲁迅出版理念的具体表征主要包括:以中小型出版机构为主要出版、传播的模式、应对图书审查的独立出版活动、对租界作用的认识和利用和鲜明的阵地意识。这是鲁迅对他自身出版活动的精神追求,价值判断,以及对他所处时代出版业发展规律和趋势的认识,以及应对策略。出版场有自身的独特逻辑。出版场的内部结构主要形成了传统出版业与新文艺出版业之间的对抗关系、新文艺出版业内部不同派别的对抗关系、出版人与出版机构的对抗关系。出版场的内部分歧更主要的还表现于情感认同方面。鲁迅这样多重身份的人(出版家、编辑、撰稿人)会在越出资本规律的前提下,出版与传播新文学、新思想。他持续不断地对小型出版机构的支持,即是情感认同大于商业利益这一惯习的表现。出版场处于意识形态的包围之中,在这样的历史情境中鲁迅不但以自己的创作实绩支持了左倾刊物,而且还策略性地对左倾意识形态的渗透进行纠偏;鲁迅与多个左倾书店保持了合作,并利用自身的象征资本和对出版业界的深刻认知对左倾书店进行引导和支持。面对国民党的“别样出版措施”,鲁迅创造性地发挥灵活斗争的策略,利用国民党与改组派之间的矛盾而进行自由的表意。鲁迅先生逝世后,其著作和研究著作的继续出版是鲁迅与出版界关系的完善和补充。就整体而言,鲁迅著作出版在抗战胜利后由中心城市向解放区扩展,并且呈现出多姿多彩、欣欣向荣的局面,而作为抗战胜利后出版业复兴的主要城市却并无作为且走势低靡。鲁迅研究著作的出版也较为明显地分出三个时期,鲁迅研究著作出版的运行轨迹表明:学术视野与出版倾向并不是简单的二元对立关系(如决定与被决定等),而是多种因素(政治、经济、文化等)影响下的模糊对应关系。作为学术视野的特质载体,出版的发展与消退毫无疑义地会影响学术的传播。出版不仅为鲁迅提供了生存自由的保证,也提供了必要的经济基础,而且成为鲁迅表意自由的前提。鲁迅利用为数众多的出版机构建构了话语空间。尽管这种建构更多的时候处于隐匿状态,但这却是鲁迅与出版界关系的真实情况。可以说,出版成为鲁迅达到生存自由和表意自由的重要媒介,而这一点对于认识鲁迅与出版界、以及出版与现代文学都有一定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