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余英时对先秦“士”文化的研究作为关注对象，这里的先秦特指春秋战国时代。论文带着问题意识对余英时关于先秦“士”文化研究中的个别专题进行了梳理和分析，对于士的起源、士的崛起及其在文化史上“哲学的突破”、士与“道”的关系等方面作了挖掘，同时对余先生先秦典籍文献的疏解和运用功夫方面作了一些局部考察。从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余英时对于先秦“士”文化的研究，不是要在中国文化内部求异，而是内部求同从而发掘其与西方文化相比的独特性，是放在一个中西文化比较的视野当中来论述的。由于这个“求同”的过程是以儒家基本价值作为参照的，所以会出现学界对他的儒家为主导的立场的种种质疑。余英时文化研究的焦距始终集中在传统与现代的可能接榫点上，关注传统精神资源中现代价值的抉发。他概括指出，在先秦“哲学的突破”之后，知识人在“为道”和“为学”两方面，都开始强调“反求诸己”和“自得”，也就是所谓“内向超越”，而这与西方的外在超越形成鲜明的对比。余英时是从中国的士与西方近代知识分子在基本精神(社会的良心)上的契合点出发，通过“士”这一阶层的历史发展来探索中国文化相异于西方的独特形态。他试图通过中西文化比较，用西方的概念和分析方法对中国文化传统进行现代诠释，揭示中国文化的内在脉络，从而挖掘出中国传统文化仍能转化和发展的部分。余英时从来不认同别人将他和其师钱穆先生归入新儒家，但是至少他自己不仅在文化的价值系统上认同于儒家传统，而且怀着对儒学未来命运的深切关怀。与其师钱穆先生强调对自身文化传统的“继承”相比，余英时不仅坚持文化传统不能断裂，而且更关注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如何尊重传统并学习西方，加快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承担新时代的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