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著作权人授权,我国版权代理公司进行大规模的维权行为已成为常态。根据《著作权集体管理条例》第六条规定,除了法定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以外的组织或个人不得从事集体管理活动,却未明确“集体管理行为”的内涵,导致司法实践对于版权代理公司诉讼行为是否构成非法著作权集体管理行为、能否承认其原告主体资格产生分歧。因此,有必要深入研究版权代理公司诉讼行为的合法性范围。综合运用体系解释及立法解释的法学方法,可从行为要件、行为内容、影响范围三方面解构“非法著作权集体管理行为”的构成要件,则现实中的版权代理公司诉讼行为存在合法解释空间。同时,由于第六条属于管理性强制性规定,违反该类规定并不必然导致合同条款无效。因此,当版权代理公司与权利人的合同满足以下三个条件时应当视为合法:不构成非法著作权集体管理行为;非诉权信托情形;存在著作权实体权利的转让或许可。在此基础上,结合研究广东、浙江等地的司法文件,通过梳理近些年的典型判例可知,我国司法实践并未对“非法著作权集体管理行为”的认定标准达成统一,主要表现为对《著作权集体管理条例》第六条的适用存在分歧。另一方面,部分法院也存在混淆版权代理公司诉讼行为与投机性诉讼牟利行为边界的情形。围绕版权商业性诉讼行为的规制手段、版权代理公司与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的衔接方式等两个主题展开,通过比较借鉴美国、德国及日本的司法经验可知,版权商业性诉讼行为的可责性在于其违背了《著作权法》鼓励创作、激励创新的基本宗旨。若是放任此种行为发展,将会助长投机性诉讼牟利的风气,进而忽视作品的实际价值。另外,我国以行政立法的方式赋予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以法定垄断地位,不代表着版权代理公司与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是天然的对立关系。事实上,二者均服务于海量作品的集中管理与维权服务,存在合作共赢的模式,启示我国在反思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的基础上重申版权代理公司诉讼行为的正当性与合法性。综上,版权代理公司诉讼行为存在合法解释空间,不宜直接适用《著作权集体管理条例》禁止性条款一刀切式地否定其诉讼主体资格。当其诉讼行为未构成非法著作权集体管理行为时,仍需注意其与著作权人应当以实体权利授权为前提、双方存在真实的委托意思表示且须严格遵循授权合同的具体内容。其次,可尝试建立版权代理公司与现有集体管理组织诉讼的联动协作,区分不同行业对版权管理集中化程度的不同需求,前置版权代理公司对接影响需求尚未达到全国范围的行业,以期缓解现有集体管理组织与权利人、使用者间的冲突矛盾,帮助其适应未来产业版权管理需求不断变化的走向。同时,可从严格审查权属证据、规范化确定侵权损害赔偿数额等维度打击版权商业性诉讼行为。最后,根据区块链等新技术的快速发展与应用,我国可考虑构建智能化版权管理系统,便于著作权人或版权代理公司进行存证、取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