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奠基人，也是享有世界声誉的中国作家，其作品尤其是小说一直广受关注，被译成多国文字。鲁迅小说英译始于1920年代，迄今已有近20位译者的多种译本问世，是鲁迅作品域外传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已引起学界广泛关注。但在众多研究中，鲁迅小说英译的自身叙事结构，尤其是译者在翻译鲁迅小说时所采用的叙事重构策略，却未引起足够的重视，而这是评判小说翻译策略是否得当的重要指标，因为小说翻译中重构的叙事方式对于其异域传播和接受效果将发挥重要作用。鉴于此，本研究选取杨宪益和莱尔翻译的两种较有影响的译作，运用叙事学理论对二位译者在鲁迅小说英译中所采取的叙事重构策略进行对比研究。
　　叙事学历经了经典叙事学和后经典叙事学两个阶段。经典叙事学关注叙事文学作品的文本构成及其各要素之间的内在关系，试图揭示文本的普遍叙事规律；后经典叙事学则更关注社会历史语境和读者与文本内部叙事之间的关系，从而使传统的文本叙事研究走向了视野更为广阔的语境叙事研究。本文试图综合运用经典叙事学和后经典叙事学理论对杨译和莱译鲁迅小说的叙事重构策略进行对比探讨，因此首先在充分理解叙事学理论的基础上设计了一个译作叙事分析模式，认为译作叙事策略分析需综合运用经典叙事学和后经典叙事学理论，将二者的分析方法融为一体，既分析译作的文本内层面叙事重构策略，又分析译作的文本外层面叙事重构策略。就前者而言，既要分析构成译作叙事进程的诸要素及其相互之间的距离关系，又要从叙述视角、叙述者话语、人物话语以及隐含译者和隐含作者的形象等方面入手分析译作的叙事再现方式；就后者而言，则既要考察译作叙事再现的制约因素，又要考察译作的叙事重构策略。这些重构策略往往与影响译文的制约因素相互关联，具体表现为时空的重构、文本素材的选用、译介参与者关系的再定位和标示性重构策略四个方面。只有将文本内和文本外两个层面融为一体对译作的叙事进行分析，才能充分揭示译作的叙事规律。
　　接着，作者运用这一模式从这两个层面对二位译者主要译作的叙事重构策略进行了对比分析，试图揭示两者在叙事重构上的不同。
　　研究发现，在文本内层面，二者叙事重构策略的不同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再现原作叙述者话语的方式不同。杨译倾向于弱化文白对比的反讽效果，保留信息的含蓄表达方式以及原文的叙事时态；莱译则倾向于突显文白对比的反讽效果，显化原文的含蓄信息，对原文的叙事时态有一定程度的偏离。其次，再现原作人物话语的方式不同。杨译倾向于突显叙述主体意识，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原文话语形式所要传达的主题意义；莱译则更突显人物主体意识，尽量传达原文话语形式所要传达的主题意义。再次，再现叙述视角与叙事距离关系的方式不同。杨译因对原作叙述视角变化的再现有所偏差，导致某种程度地改变了原作的叙事距离；莱译更加注重保留原作叙述视角的变化，译文叙事距离的改变主要是由于译者添加第二人称或其他直呼读者的表达产生的。
　　就文本外层面而言，二译叙事重构策略的不同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在时空重构的目标上，杨译倾向于以原作为基准建构译作时空，莱译则以接受语境为目标建构译作时空。在文本素材的选用导向上，杨译主要受国家机构主导，莱译则受个人志趣主导。在译介参与者关系的再定位上，杨译采用的副文本再定位手段运用不足，而莱译则运用了大量的、多样化的副文本，再定位手段运用充分，译者的中介作用表现突出。标示性重构的不同主要体现在小说集及小说标题的翻译上，这方面，杨译倾向于通过加入译者的理解，引导读者构建作者和小说叙述者的形像，莱译则更注重再现原标题的含义，而不对读者作过多引导。
　　通过运用经典叙事学和后经典叙事学理论对杨译和莱译在文本内和文本外两个层面所采用的叙事重构策略的综合分析，作者发现，二译在文本内结构上对原作叙事的再现虽有诸多相似之处，并基本上都能再现原作隐含作者的形象，但其不同之处足以使两者显示出鲜明的特色；在文本外层面的叙事重构上，二译在四个方面存在的差异更是涉及到影响译作形成和译作叙事重构的各个方面和各种制约因素。
　　翻译是一种再叙事，是译者依据原作的叙事线索在译作中重构叙事逻辑的过程。研究译作对原作叙事的重构，不仅有助于系统发现译作叙事与原作叙事的差异，更有助于透过表层的叙事差异揭示译者在译作中重构叙事逻辑的意图和策略，从而为中国文学“走出去”提供更为深层的思考和借鉴，而融经典叙事学与后经典叙事学于一体的译作叙事分析模式可为实现这一目标提供较为完整而科学的分析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