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德国统一以来,学术界关于德国外交政策的延续与变化讨论诸多。长达近二十年的伊朗核争端为外界观察德国外交政策的变与不变提供了一个绝佳的窗口。德国参与调解伊核问题不仅集中展现了统一后的德国在世界政治舞台上的外交风采,更彰显了德国处理国际性危机事件的能力。伊朗核争端涉及国际核不扩散、中东地区秩序以及能源安全等广泛议题,对国际安全政策影响重大。2002年伊朗秘密核设施曝光伊始,德国就积极参与到伊核问题的调解中。最初,德、英、法三国组成E3谈判小组与伊朗进行外交斡旋。随着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的加入,E3机制拓展为E3/EU机制。2006年,伊核问题被提交至联合国安理会,中、美、俄三国也加入到伊核问题的调解中来,自此诞生了“E3/EU+3”磋商机制,也被称为“P5+1”机制。作为E3/EU+3机制中唯一的非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成员和唯一的无核国家,德国在处理伊核问题中的外交表现引人关注。本文选取角色理论及“文明力量”这一德国外交角色理念的理想模型作为分析框架。具体而言,德国“文明力量”的外交角色理念包含三大维度——其中,第一个维度“不再单独行动”聚焦德国外交的多边主义导向,主要包含积极推动欧洲一体化和稳定跨大西洋伙伴关系;第二个维度“不再让奥斯维辛的惨剧重演”关注的是德国对以色列国家安全所肩负的特殊责任以及对国际关系规范化、法制化的追求;第三个维度“不再主动使用武力”则意指德国在二战后形成的传统的军事克制文化。在此分析框架的基础上,本文运用定性内容分析法和过程分析法对德国从2003年至今参与调解伊核问题的外交决策过程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并得出以下结论:德国在调解伊核问题过程中的外交角色行为大体契合其“文明力量”的外交角色理念,但延续中也体现着变化。德国外交角色理念和行为的变化主要表现在其更为自信的外交风范和对联邦国防军海外派兵态度的转变等方面。而这种自我认知部分(Ego-part)的角色变化也和“重要他者”(significant Alter)美国对德国期待的变化,也即外界期待部分(Alter-part)的角色变化相互冲撞形成角色冲突,由此也为跨大西洋伙伴关系增添了不稳定因素。特别是在特朗普时代,这种角色冲突尤为突出。它不仅体现了德美在伊核问题上外交目标和处理手段的差异,也体现了德美对伊朗政权的认知差异,更体现了德美在国际核不扩散问题乃至全球治理问题上治理理念的差异。美国在2018年退出伊核协议的一年后,伊朗也逐步退出伊核协议,至此,伊核矛盾再次激化。尽管德国和欧盟在此期间为挽救伊核协议、调解美伊矛盾做出了种种努力,如建立了 INSTEX核算机制来缓解美国制裁对伊朗经济的影响,但这些举措都收效甚微甚至是无果而终。德国和欧盟在处理伊核问题上的力不从心也凸显了欧洲外交政策的自主性不足,对美国的政策依赖度仍旧较高。E3/EU于2020年1月正式启动伊核协议争端解决机制是欧洲人为挽救伊核协议所做的最后一搏。但就如离开了美国的伊核协议更像是一纸空谈一样,伊核矛盾的缓和也主要取决于美伊双方和解的意愿是否强烈。整篇文章由六部分组成:第一章主要阐述本选题的目的、意义、研究现状以及具体需要研究的问题。第二章详细介绍本文的理论和方法基础,理论部分论述角色理论的基本概念、长处与不足以及“文明力量”角色理念,方法部分聚焦定性内容分析法和过程分析法,在此基础上引出本文的分析框架。第三章深入挖掘德国“文明力量”这一外交角色理念的内涵。第四章概述伊核矛盾发生的背景,包括伊朗核项目的由来与发展、伊朗拥核的动机、历史上的德伊关系以及德国参与调解伊核矛盾的原因。第五章深入分析德国在伊核问题曝光后参与问题调解的外交行为。最后一章将理论部分和分析部分综合后得出结论,回应本文开篇提出的研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