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大众化运动对现代中国文学的历史走向产生了重要影响。长期以来,“文艺大众化”作为一个抽象的口号而熠熠生辉,但是,对于什么是“大众化”?作为一场持续了几十年的运动,它经历了一个什么样的历程?不同时期、不同作家对于“大众化”有哪些不同的理解和追求,以及作为一种方向被确定之后所带来的问题矛盾,却很少有人进行探究。本文所要做的,就是对这一系列问题进行力所能及的系统清理。五四新文学运动之初,就表现出了一定的平民化倾向,缩小了文艺与大众的距离,但是新文学运动的先驱者们,无论是倡导白话文还是提倡“平民文学”,其目的都是从人的立场出发对大众进行启蒙,而不是迎合大众。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转向,民粹主义逐渐兴起,知识界开始出现崇拜大众的倾向,为文艺大众化运动提供了文化土壤。民粹主义思潮又衍生出“劳工神圣”与“到民间去”等具体口号,强化了青年知识者崇拜大众的心理与走向民间的愿望,成为文艺大众化运动的思想源头。在“到民间去”思想影响下,知识界开始了“民众文学”的讨论,出现了文学民众化的主张,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迁就大众的倾向。在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中,革命文学倡导者主张文艺走向大众,努力获得大众意识,作大众的留声机。过去的研究从各方面进行了探讨,却往往忽视了他们要求知识分子放弃启蒙立场这一关键问题。正因为涉及这一关键,鲁迅才起而与之争辩,毫不动摇地坚持启蒙立场,他认识到在大众没有彻底觉醒的情况下,不会出现真正的大众声音；知道崇拜大众与迎合大众将会给文艺带来严重后果。郁达夫在这一时期对文艺大众化运动也产生了重要影响,他在革命洪流中保持了清醒而独立的思考；他所创办的《大众文艺》,从人的立场出发向文坛展示了现代意义的大众文艺,以此抗拒日益兴起的文艺大众化运动。然而,随着郁达夫的被迫退出,《大众文艺》随即发生了转变。在这个过程中,林伯修率先提出了“文艺的大众化”口号。陶晶孙接编《大众文艺》后,确立了与郁达夫完全不同的编辑方针,借助这个平台组织了关于文艺大众化问题的讨论；这次讨论无疑是“革命文学”论争与《大众文艺》转变共同促成的一个结果。将文艺大众化运动推向深入的是左联内部的讨论。左联是在瞿秋白介入领导之后才开始重视文艺大众化问题的,在1931年发表的“十一月”决议基础上,展开了讨论。瞿秋白在否定五四新文学的前提下倡导文艺大众化,成为左联内部讨论的主流；冯雪峰则是在肯定五四新文学的前提下倡导文艺大众化,亦不乏追随者。大众语讨论是在上海的公共舆论空间中发生的一场自由讨论,由当时的一股文化复古潮流所引发,为文艺大众化运动的持续发展提供了条件,它最初以保护白话文为初衷,以一种革命的姿态出现,结果却对白话文形成一种否定力量,使之腹背受敌；鲁迅在讨论中指出提倡大众语要警惕成为“新国粹派”和“大众的帮闲”。抗战爆发后,文艺界在民族意识的旗帜下集结,大众化运动对文艺界产生了全面影响,成为抗战文艺运动的基本原则。利用旧形式成为抗战初期文艺关注的焦点。关于民族形式问题的讨论,过去更多关注的是延安背景,但事实上还有一个重要背景,就是国民精神总动员,正是在这个意识形态背景下,发生了民族形式问题的讨论。这场讨论最初在解放区发生,随后波及到国统区；随着讨论的深入,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问题成为讨论的焦点；由对民族形式的讨论,到民间形式的关注,文艺大众化运动进一步升级,推动文艺走向民间大众。《讲话》的诞生为文艺大众化确立了一个成熟形态,成为了延安文艺整风运动的目标指向,从而形成了延安文艺规范；在这套文艺规范的要求下,知识分子开始进行全面改造,与工农兵大众相结合,与工农兵大众相一致,彻底颠覆了五四所建构的知识分子与大众的关系。文艺大众化运动导致了五四启蒙精神的蜕变,使知识分子最终走上了思想改造之途；文艺大众化运动是一个向民间认同,回归传统的过程,导致了新文学现代性的丧失。对文艺大众化运动深入探究,以史为鉴,警惕悲剧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