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有一个戏,既被禁演又不断上演,既是永久的魅惑,又是研讨的噩梦,从1949年以来折腾了中国戏曲界几十年,那就是《四郎探母》了。这个戏以及它的历史遭遇,其中包含了太多的美学、历史和文化信息。“《四郎探母》研究”因此成为本论文的选题。《四郎探母》广及各个剧种,本文所指的是以杨四郎探母为题材,主要包括坐宫、盗令,见娘、回令的情节的戏曲作品,以影响最大的京剧《四郎探母》为代表文本。本论文的研究从四个向度展开,分别为第一章:美学的研究、第二章剧目来源研究、第三章:1949年来历史遭遇的研究;第四章:“《四郎探母》现象”研究。第一章的美学研究指出:《四郎探母》是一个完全讲亲情的故事,它设置杨四郎尴尬的政治处境作为戏剧情境,通过杨四郎艰险的探母过程和复杂的心路历程极为浓烈、深刻、细腻地表现了人类的亲情。由于写出伟大的人情,它不仅是杨家将作品中忠勇主题之外的又一主题,而且成为杨家将戏剧中比忠勇主题的众多剧目更广受欢迎的剧目。由于艺术性的高超和曲尽人情的深刻,它又成为京剧老生唱腔的代表性剧目,在舞台魅力方面作为一个高峰作品而长盛不衰。杨四郎陷落异邦的凄凉和无奈是人类生活中多有的人生遭际,而1949年以来两岸长期阻隔的现实又造就了千万个现实中的“杨四郎”,更使这个戏增添了令人落泪的现实感受。本文的第二章通过考证,证明以往关于《四郎探母》来源的“张二奎改编自《雁门关》说”、“梆子班说”、“《昭代箫韶》说”等皆不可信。《四郎探母》的起源并不是纯的寻找原版本的版本考证问题,而是一个特定内涵和情节的故事的历史形成问题。经本文研究发现:明代杨家将小说定下了四郎的人物形象、命运遭际和母子见面的基调;到了清朝,杨家将故事的“人情化”需求、民族关系的缓和、韩延徽故事的流行,使得“四郎探母”故事有了形成的条件。杨延辉的“探母”故事形成于清朝中期,嫁接自韩延徽的事迹,且保留了原型中“思母-探母-复归契丹”的情节框架。道光年间,该剧由徽班在京师演出,唱的是汉调。这就是《四郎探母》一剧的来源。第三章清理和叙述《四郎探母》1949年来的遭遇。1949后,北方地区以“提倡民族失节”的罪名禁演《四郎探母》。之后三十年间,全国范围内展开了4次关于该戏的讨论,核心问题是:“杨四郎是不是叛徒”、“《四郎探母》是不是一出宣扬人情高于政治的戏”。批评调子越来越高,从指出其“思想上有问题、但艺术性尚可”,上升为“艺术性越高、反动性越强”的全面否定。很长时间内,《四郎探母》从舞台上难觅踪迹。直到新时期开始,它才逐步恢复上演,却仍然逃不出被官方意识形态歪曲的状态。从1948年到1981年,中国大陆地区对《四郎探母》采取了禁演、批判、讨论、改编等措施,但禁得了却忘不了,捧不起也批不倒,说不清也改不好,怎么也对付不了这一作品。这一奇怪的现象,本文称之“《四郎探母》现象”。其中的文化、历史含义值得分析和思考。本文第四章指出:第一,“《四郎探母》现象”首先是一种文艺批评错位的现象。长期以来,《四郎探母》的思想和美学内涵被抛在一边,叛徒问题成了讨论的中心课题,但纯从政治标准看,把杨四郎叫做叛徒却是一种违反法理和政策的无限上纲。所以几十年来的批评和争论根本就不是文艺批评,而是政治需要和官方意识形态篡夺文艺批评地位的“错位”现象。第二,和其他被叫做“毒草”的作品一经批判定性就无人敢再为它辩护不同,《四郎探母》虽经明令禁演,但绕着圈子为之辩护的情况却始终不绝,于是酿成几十年中的四次大讨论,而按照官方意识造就的《三关排宴》等多部“政治正确”的改编作品,或是把杨四郎逮捕、处死,或者让他羞愧自杀,都不被观众接受而销声匿迹。这是一种民间伦理和官方意识对抗的现象。第三,《四郎探母》受到非难的实质并非杨四郎真是叛徒,而是不许写人性。关于人性是最高的原则,无论西方还是中国都早已有了明确的认识和彻底的思考,但在“《四郎探母》现象”发生的年代,却根本不承认有什么普遍的人性,人只有阶级性,谈人性就是“资产阶级人性论”,人活着只为了革命。于是,人情、人欲在生活中有罪,在文艺作品中被扫荡干净,这就是“《四郎探母》现象”出现的根本原因。所以,“《四郎探母》现象”是一种文明滞后的历史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