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术界对魏晋时期“人的觉醒”与“文的自觉”进行了广泛讨论。作为魏晋文学光辉起点的建安文学，自然成为讨论的热点。经过论争，我们对建安时代“人的觉醒”与“文的自觉”的认识、理解明显较以前深入了。但若从总体上予以理性地审视，我们就会感觉到对该问题的研究还需新的开拓。这主要表现为：在建安文学的研究论著中，对“人的觉醒”与“文的自觉”的理解还存在着较大的分歧，且多停留在理论层面的观照上，较少具体的实证分析，尤其缺乏建立在对建安文人文学活动与文学观念相互影响、演进梳理基础上的历时动态考察与系统研究。我们认为，从建安文人的文学活动与文学观念的关系入手，通过对建安文人立言价值观发展的历史寻绎，不仅能够揭示出建安文人“人的觉醒”所带来的“文的自觉”的深层原因，而且还能比较详尽地展示建安“文的自觉”的具体流程，把握建安“文的自觉”在创作实践上、文学理论上的不同表现和标识，从而深刻理解建安“文的自觉”的内在本质与时代蕴含，以推动魏晋文学本体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论文主以对建安文人文学活动与文学观念的相关文献、史料的梳理、考辨、分析为基础，从两个大的方面对建安时代“人的觉醒”与“文的自觉”来展开研究。首先，从纵的角度对建安文人“人的觉醒”与“文的自觉”的特定内涵予以宏观的史的考察与实证分析。其次，从横的角度就建安文人的文学创作活动、文学交际与编撰活动、文学品评活动对文人文学观念的影响分别予以动态地审视，重点展现它们对建安文人文学观念的演进发展所起的不同的重要作用，昭示建安文人全面觉醒之后，如何通过不断的文学活动的实践，调整立言在其价值观中的位置，使建安文学逐步走上自觉的艰辛历程。 通过研究，论文得出如下结论：1、建安文人“人的觉醒”作为“文的自觉”的基础，在中国文人人性发展史上有其特定的时代内涵，是继春秋战国文人的社会理性的觉醒、汉末党锢祸后建安前文人的自然理性的觉醒之后第三次文人的“人的觉醒”，即文人社会理性与自然理性的全面觉醒。受建安社会政治文化现实的影响，建安文人既关注社会又重视自我，把自己的生命与民众的生命、国家的命运有机地结合在了一起，达到了文人社会价值与自我价值的高度统一。2、建安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文人文学家身份基本确立的时代。建安文人文学家身份的基本确立奠定了此后中国文人文学家的基本品性。因为只有到了建安，文人才把为艺术而创作作为自己主要的价值追求，实现了立言在其价值观中由余事到主导的转变，表现出鲜明的作家自主意识。曹丕的“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是以文论的形式对文学所具有的立德、立功、立言三种功能和作用的高度概括，创造性地赋予了文学以立德、立功、立言的三重意义，成为建安文人文学家身份基本确立的理论宣言。3、以建安十三年为界，建安文人的文学创作在总体上表现出由个人到群体、由自发到自发与有组织并重、由形式单一到形式多元、由活动稀疏到活动密集的演进特征。前期创作。加深了文人对文学情感特征、文体特征的感性认识，形成了他们情感形态的文学观念。后期创作，文人再现地表现意识走上囱觉，理的色彩日趋淡化，情的色彩愈益加强，抒情方式获得了新的拓展。4、依据建安诸子归曹的先后、文人交际和编撰活动与文学的关系，建安文人集团呈现出明显的发展阶段性和层次性，即经历了螂前文人集团、椰下文人集团、邮下文学集团三个阶段。不管是文人集团内部的交际活动，还是集团外部的交际与编撰活动，都对文人的文学观念产生了不同的积极影响。尤其是建安十六年后的螂下文学集团阶段，集团内部文人的交际活动，发展了孔子以来兴、观、群、怨的文学观念，使其从方法论的意义上升到了本体论的高度，成为建安文学在实践上步入完全自觉的典型表征。5、建安十二年初露端倪，十五年开始兴起，十九年后走上炽盛的建安文人的文学品评活动，使文人的文学观念逐步由以情感形态为主转变为以理论形态为主，并最终完成了文学观念的理论创新与建构，彰显出与以前截然不同的鲜明特征，使中国古代文人的文学品评真正具有了品评文学的意义，标志着建安文学在理论上进入完全自觉的时期。建安文人文学品评规范与引导了文人其它文学活动朝着文学自身规律发展的有效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