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突如其来的特大地震袭击了汶川,5·12汶川特大地震（后文简称汶川地震）作为过去发生的事件,自动生成为历史。伤亡惨重的汶川地震将成为国人永远抹不去的记忆,对于如此重大的创伤性公共事件,建构一个对于这一历史事件的集体记忆,无论是对于遇难者、同时代的个人还是我们的后代和国家都是极为必要的。如何建构这一历史事件的集体记忆?谁来建构?记忆什么?第一章认为,集体记忆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基于对事件的直接体验,而是由各种媒介和叙事中介书写和表达的,既包括文本的叙事和书写,也包括物化的书写与表达,它们在个体之间以及事件和它的记忆之间架起了桥梁。哈布瓦赫认为,历史,以其表面上对准确性和客观性的要求,被视为对过去的单一和真实的叙述,而集体记忆是对过去事件的多样、可变甚至是相互竞争的叙述。集体记忆被认为是流动的和动态的,永远是当下的一种现象,集体记忆并非对真实历史的客观反映,它只能容纳那些适合它的事实,它在与当下的政治权力、意识形态和文化需求对话中被精心打造和重新构建。这种动态的、可操控的记忆与固定的、单一的历史观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同时,这种集体记忆的可塑性强调了这些被建构的记忆在很大程度上是开放的相互竞争、对立和可修改的。因此,在这个意义上,以这种方式谈论集体记忆,是在谈论一个高度修辞的过程。事实上,对记忆的研究主要是对记忆的书写修辞研究。记忆籍由各种书写媒介获得意义的方式,他人接受它们的方式,以及自身被其他记忆竞争、颠覆和取代的方式,本质上都是修辞性的。本研究以修辞为主线,以汶川地震的集体记忆媒介书写为研究对象,表明关于汶川地震的集体记忆建构是一个社会过程,其建构过程是有倾向性的,不同的记忆书写媒介和主体对于汶川地震的集体记忆都不是对这一历史的“纯粹”反映,而是有选择性地重构,当下的汶川地震集体记忆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我们选择记住什么以及如何去记住它、赋予其何种意义所决定的,取决于个人和官方在赋予其意义时所持有的利害关系,它经常被用作意识形态工具,因为建构汶川地震集体记忆的过程总是受到权力、意识形态、文化等各种因素的影响,所以这就又变成了一种修辞。集体记忆的修辞目标有赖于物质载体和象征性媒介来实现,本研究认为,书写汶川地震集体记忆的媒介不仅包括汶川地震相关文学作品和大众传播媒介的报道,还包括记忆性场所如汶川抗震纪念馆、博物馆、废墟遗址的隐喻、象征或纪念仪式的操演和身体的实践等,正是这些不同的场所、空间、物品、仪式、文本勾连起关于汶川地震的集体记忆,使集体记忆的共享成为可能。第二章认为,大众传媒通过“凸显”或者是“遮蔽”等框架有选择性地建构和重塑集体记忆。在建构集体记忆的各主体中,一个最重要也是最具有权威性的主体是国家和政府,它通过主流媒体和其他渠道积极推进被视为为国家身份提供“恰当”内容的特定历史。互联网可以被理解为一个民间性的记忆场所,互联网正在成为一个替代官方记忆叙述和官方观点争论的新舞台,本章着重于探究以人民日报为主的官方媒体和都市类报纸尤其是知乎问答等非官方媒体和互联网是如何建构和形塑汶川地震的集体记忆?运用了怎样的修辞框架?是否产生了效应?本章分别选取2009年-2018年十年间5·12前后一个月内人民日报关于汶川地震的报道文章和2018年5月12日汶川地震十周年纪念日都市类报纸和网络问答社区知乎的报道及问答为样本,运用内容分析方法,对比人民日报、都市类报纸和知乎问答等不同媒介建构出的汶川地震记忆,研究发现,以人民日报为代表的官方媒体以歌颂-感恩的修辞框架作为助记剂在形塑和重构公众集体记忆方面具有一定的作用,是集体记忆建构的主要承载体,官方和主流媒体通常是在政治和权力的作用下,引导着公众记忆的方向,但其作用并非无限的。知乎等个人记忆平台呈现的则是去权力化的、更加个人化的记忆。第三章分析文学文本如何通过它的内容和符号、表征、历史想象影响读者,塑造记忆,首先分析汶川地震诗歌如何运用隐喻将个人的创伤、汶川的创伤升华为国家、祖国、母亲的创伤,将个人在苦难中顽强求生与多难兴邦的隐喻相对应。经过双向的隐喻,集体的创伤记忆最终嬗变为中国人民族身份的一部分,并由此产生对国家的认同。灾难性事件能否成为创伤性记忆是文化建构的结果,在汶川地震相关文学作品尤其是小说作品中,就体现为主动性、转化性、建构性的遗忘,是将苦难和创伤转化、升华为崇高的情感方式和价值取向,转化为面对苦难和灾难时所表现出的与灾难抗争、与命运抗衡的崇高精神及其体现出的生命尊严和人性光辉,并将之上升到文化记忆的层面,构成了阿斯曼所谓的文化记忆建构的基础即“凝聚性结构”。见证文学也是创伤记忆的一种书写形式,汶川地震相关的诗歌、小说和纪录片作为这一灾难的创伤记忆建构方式,从个人的视角、经验、情感还原了汶川地震的灾难记忆,强调的是灾难中的个体命运和个人记忆,从而与官方意识形态、政治修辞下的宏大叙事和官方记忆相疏离,这些个人记忆填补了官方记忆的空隙,还原了不同于官方记忆的个人记忆,通过文本或影像的见证,从个人的角度与公众产生共鸣,将历史事实、个人记忆保存在公共记忆中,从而将个人的创伤记忆建构为集体的创伤记忆和集体经验。口述史是交流、传播、保存创伤记忆的重要方式,由个人口述的历史记忆如何融入、转换为集体记忆?在汶川地震的口述史作品中,通过再阐释抗震救灾精神这个框架的作用,将个人经历、体验、故事“公开”连接起来,个人口述记忆因为框架的作用,提炼形成共同的抗震救灾精神,它既是不同群体关于汶川地震的个人记忆的汇合,实现了个人零散的记忆向整体化记忆的转化,也是超越了个人记忆的集体记忆。第四章聚焦于汶川大地震的诸多纪念性场所,它们所呈现的象征意义、调动的情感,可以有效地建构和唤起人们对于汶川地震的集体记忆,这种重构和唤起的过程又和政治认同、国家认同和身份认同密切联系,成为重塑汶川地震集体记忆的空间场所。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些纪念性场所是一种带有修辞性的政治性建筑,所展现的记忆是有选择地回忆和再现,是为了有选择性地促进政治权力主导的历史记忆,引起人们对汶川地震的回忆,并凸显或弘扬部分记忆,是国家用来将意识形态内化到公民头脑中的一种手段。场所、空间的神圣化和崇高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集体记忆修辞性建构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维度。北川县城遗址被建构成为“受难”与“抗震救灾”双重主题的民族寓意的象征。汶川抗震纪念碑以视觉化景观化的方式传达着崇高与神圣的力量和精神,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并成为城市景观的一部分,也成为物化的景观意识形态的一部分。5·12汶川抗震纪念馆则通过对于器物和展品的收集、保存和展示,服务于它的修辞需要,通过反映和支持国家所需的价值观的展现来维护国家意识形态,从而产生国家所需要的共享记忆。公众与精心建造的纪念馆等公共空间场所建构的集体记忆之间是否能达成共识?这样的修辞必须转变为“共享”的记忆和体验,否则英雄主义、崇高等作为一种社会控制的记忆被建构出来的,它并不能自然地在普通民众的内心和头脑中找到共鸣。“哭墙”的纷争和建川博物馆的民间性质表明官方建构的集体记忆与民间记忆、个体记忆以对立、协商和互补的方式交织在一起。第五章认为,灾难事件的纪念仪式是一个重构集体记忆的过程。公开的纪念仪式是公共记忆的行为,公共纪念活动和相关仪式是在权力意愿的背景下进行的,且按照相关的程式化动作例行公事,具有强烈的政治性特征。这种公共纪念活动的仪式操演本身就嵌入了一种政治上的必要性,一种权力意志,它是在可用的说服手段中最有力也是最隐蔽的修辞表达方式。公共纪念仪式包裹着政治权力和意识形态,仪式操演是对国家政治权力和秩序的认同。从唐山大地震到汶川特大地震,国家权力都在适当的时机及时“在场”,并加以引导,以确保记忆与遗忘的选择不会偏离官方记忆政治轨道,并进行有效地利用。5·19国殇仪式中包含了强大的象征性表达——隐喻、符号,通过全国性的悼念仪式,将汶川地震的伤痛赋予全国性意义,这样的仪式可以解读为一种象征性的集体文本。作为一种隐喻符号,国家将其作为激发社会团结和公民忠诚的理想和有力的修辞工具。国家通过这种悲伤的仪式,一方面赋予老百姓尊重和慰藉,再次将人们凝聚起来,进一步增强个体对集体的认同感,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使国家神圣化,激发普通民众对于国家的忠诚和认同,国家也利用全国哀悼日这种充满象征意义和仪式化行动的政治实践,重新确立、巩固和加强集体的政治认同感,或领导人、政府和意识形态的权威和威望,避免削弱国家和政府的力量。同时,分析汶川地震纪念仪式活动中的演讲性话语,发现仪式上演讲性话语也可以作为修辞性的集体文本,也是一种强大的控制工具。博德纳尔认为,“公共纪念活动通常是为了表达官方关切,而不是民间的关切”,当个体参与到5·19国家哀悼日的纪念仪式、一周年纪念仪式等公共纪念仪式中,实际上就是进入了权力的社会控制系统和秩序化的规训之中。而全民默哀以及网络公祭等民间行动与公共性纪念仪式,共同体现了“国家的在场”和“民众的认同”以及国家和民众之间的良性互动达到了高度交融的状态。第六章指出不同的媒介之间不是割裂的离散的,而是一个媒介化的动态性过程。首先是新闻媒介的报道成为记录历史和建构记忆的第一环节,接着短小精悍、情感真挚的诗歌从隐喻表征中使我们从情感上与汶川地震的创伤记忆产生共鸣,使之成为“我们”的集体记忆或文化记忆的一部分。接下来是小说通过故事情节的叙述、人物形象的塑造进行文化表征,提炼具有凝聚性结构的文化记忆,使得文化记忆得以传递和持续。集体身份和文化身份重构之后会出现一段“平静期”。创伤的记忆在纪念碑、博物馆、废墟遗址和文物收藏中被物化书写,新的集体身份和记忆将根植于这些纪念性场所中,将个人从事件的创伤性休克转移到创伤后的纪念空间,并在仪式惯例中形成。从不同媒介作为集体记忆动态转换组成部分的兴起、衰落和边缘化,可以考察集体记忆研究的修辞性问题。这种对记忆动态性的转向,要求我们对为什么某些集体记忆被有意地凸显,或者,为什么使有些被边缘化的记忆在公共领域中被彰显的因素有新的认识。集体记忆的动态化使我们在思考集体记忆的修辞性建构中不仅考虑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等社会因素和框架的作用和影响,而且也考虑记忆建构的“媒介框架”和记忆进入公共领域中的媒介的议程设定的作用。虽然我们的记忆永远无法还原真实的历史,永远会有各种权力影响历史的记忆建构,但我们可以透过媒介再生产记忆的过程了解集体记忆的真相。总结来说,汶川地震集体记忆的修辞性书写解释了这一历史事件是如何被符号化象征化的,以及它是如何作为意义的调停者发挥作用,但是,集体记忆的建构者并不总是能够成功地建构出他们想要的形象和意义,并能让人们以他们想要的方式理解这些形象和意义,一个全体成员共享的集体记忆在某种程度上需要吸引群体成员的某种程度的依附,使之成为共享的个人记忆,集体记忆的修辞性建构其效果如何?这有待于建构双方不断地互动与协商,它不仅是呈现在各种文本中、纪念性场所、空间、仪式上的记忆,还存在于记忆承载媒介和个人头脑中的相互作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