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演化理论是现代演化经济学的理论前沿。现代演化经济学发展的一个重要进展是，在达尔文选择理论的基本框架下，融合了复杂系统理论，尝试建立互动者(interactor)和复制者(replicator)多层级共同演化的关联逻辑，从单一的演化逻辑扩展到共同演化逻辑。因此，本文的研究主题是演化经济学的前沿理论，对共同演化理论的深入研究有助于推动现代演化经济学的理论发展。长期以来，企业演化和产业演化的研究是分离的。企业演化通常假设演化环境(例如，产业)的变动是外生给定的。产业演化则通常假设企业行为是既定的，强调自然选择的作用。因此，在企业演化中，产业演化被视为外生的；而在产业演化中，企业的重要性被大大减弱了，仅仅视为分析产业层面现象而构建的智力工具的一个步骤，是解释变量而非被解释变量。换言之，企业演化分析更强调企业的能动性，而产业分析更强调自然选择的环境约束。但是，仅仅关注企业层面的演化分析，或是仅仅关注产业层面的演化分析都无法全面和准确地反映企业和产业的演化规律。产业是企业互动生成的，并构成了企业的学习环境(知识环境)和选择环境(竞争环境)。企业的演化轨迹和产业的演化轨迹是交织一起的。只有从共同演化的视角才能更加准确地描述两者的演化本质和演化规律。因此，本文对企业和产业共同演化理论的探讨具有很强的创新性，也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在方法论上，本文采用如下的分析方法：(1)非均衡的分析方法；(2)个体进化理性主义；(3)复杂系统分析方法，即多层级共同演化；(4)归纳和演绎相结合的方法论；(5)仿真模拟实验分析。本文是一项基础理论研究，首先研究了现代演化经济学的一般性分析框架，即达尔文主义范式及其拓展。这种拓展主要体现在多层级的共同演化动态上。本文认为，较之于非线性和自组织动态，多层级的共同演化动态明确考虑了低层级“互动者”多样性的生成和变化，及其与高层级“互动者”演化的交互作用，是一种更具演化本质的复杂系统动态。本文将共同演化定义为：共演是指互动者之间必须存在相互的反馈机制，它们的演化动力是交织一起的，即一个互动者的适应性变化会通过改变另一个互动者的适应而改变其演化轨迹，后者的变化又会进一步制约或促进前者的变化。共同演化具有如下一些特征：双向或多向的因果关系、多层级和嵌入性、复杂系统、正反馈效应和路径依赖等。本文详细探讨了共同演化的四种动力机制：幼稚选择(Naive Selection)、管理选择(Managerial Selection)、层级更新(Hierarchical Renewal)和全面更新(Holistic Renewal)。在上述四种动力机制中，企业的演化模式受到有意识的战略意图和无意识的市场选择的支配程度是不同的。战略意图体现了企业演化中的主体能动、意识、目的和理性，市场选择则是一种超越主体理性认知的系统力量，体现了演化的无主体性、无意识、结构功能和无知等特征。为了更加系统地阐述企业和产业的共同演化理论，在研究企业和产业共同演化之前，本文首先深入研究企业演化理论和产业演化理论。鉴于传统演化经济学较少关注企业演化，本文重新建构了一个启发式的企业演化理论框架，并且通过与企业契约理论的比较和融合，尝试探寻一个更具有普遍意义的企业性质。本文指出企业的存在、边界和内部组织结构受到交易成本和知识积累的共同作用。企业的认知过程和契约建构共处于一个广义的企业学习周期中，前者属于搜寻新知识阶段，后者属于有效利用现有知识阶段。企业研究的逻辑起点应该是基于实现企业家的判断力(创新)，随着共同知识的积累，知识从默会变为编码后，企业便进入契约设计阶段。在建构企业和产业共同演化的理论框架中，本文详细探讨了理论的解释目标、方法论、基本假设、核心概念及其解释逻辑。该理论主要解释企业的调整过程(知识动态)和产业的调整过程(知识动态)，以及两者之间的相互反馈机制。其方法论既不是新古典的建构理性主义(Constructivist Rationality)或唯理主义，也不是社会学的结构功能主义或群体主义(集体主义)，而是基于认知进化的进化理性主义(Ecological Rationality)。理论的基本假设主要是企业的异质性假设以及规则遵循和有限能动的行为假设。本文归纳出理论的四个核心概念：(1)知识。本文认为，知识是认知过程和认知结果的统一。知识既包含无意识的惯例，又包含有意识的认知内涵。因此，知识是一个比惯例更能体现企业行为特征的概念；(2)企业家认知。本文提出了企业家认知的三种动力机制，即生存危机驱动、角色危机驱动和意识形态驱动；(3)学习过程。主要探讨了三种学习过程，即无意识学习、惯例学习和信念学习。从无意识学习到惯例学习再到信念学习，企业学习行为的理性程度越来越高，耗费的认知资源也越来越多。因此，在演化过程中，企业并不是无意识的简单适应或者被动选择，还包括有意识的适应和主动选择：(4)互动模式。基于网络理论，本文探讨了企业间的三种互动模式，即有规则、小世界和随机等网络结构。本文认为，在产业萌芽期，盛行有规则的网络结构，在发展期，盛行小世界网络结构，在成熟期，盛行随机网络结构。在此基础上，本文阐述了企业和产业共同演化的分析逻辑。整个分析逻辑基于如下思路：企业是演化的行为主体。产业不是所有企业的简单加总，而是企业间互动生成的。正是这种互动使得产业超越了企业，并构成了企业的学习环境(知识环境)和选择环境(竞争环境)。企业间的互动不仅仅是知识扩散的重要途径，还是知识创新的重要途径，即知识的异质性和互补性给企业的创新提供了必要燃料。因此，企业的微观演化本身会通过互动将新知识扩散到产业中，推动产业的宏观演化；同时，产业的宏观演化又构成企业演化的学习环境和选择环境，进一步影响企业的微观演化。因此，企业和产业是共同演化的。当企业在调整以适应产业环境时，产业环境也在调整和改变，而这又会进一步促进企业的调整和改变。当然，企业和产业之间的这种知识反馈不是瞬时的。知识在企业间的创新和扩散也不是瞬时和畅通无阻的。企业的创新能力和模仿能力以及企业间的互动模式都会影响企业和产业共同演化的速度和方向。因此，在不同的条件下，企业演化和产业演化的相互影响程度是不同的。本文着重探讨了产业生命周期中企业和产业的共同演化行为。得出如下结论：在共同演化视角下，企业在不同的演化阶段会采取不同的学习行为。企业演化既受到企业自身能动性(学习能力)的影响，也受到产业环境(学习环境和选择环境)的影响。企业的知识动态经历了一个非线性的过程：萌芽期的缓慢增长——发展期的快速增长——稳定期的缓慢增长。随着知识积累，企业逐渐从创新主体转向模仿主体，专用知识也逐渐转变为通用知识，知识的编码化程度逐渐提高，产业经历了多样性生成、增加和减弱的过程。在发展期，创新是企业和产业知识增长的主要驱动力，而在成熟期，模仿则是企业和产业知识增长的主要驱动力。当产业技术到达技术空间边界时，企业可能搜寻到当前的最优技术，创新就可能停止。此时，企业学习行为不是搜寻新知识，而是有效利用现有知识。企业家也从原先“认知领导”的角色转向“治理”角色。企业和产业也相应地到达某种稳定状态。因此，当技术空间既定时，企业的能动性和市场选择力量也经历了一个非线性的过程：在产业萌芽期，企业处于创业阶段，能动性较弱，而市场风险大，市场选择力量也大；随着企业的知识积累，在发展期，企业的现实创新能力提高，能动性强，创新在某种程度上缓解了市场压力，市场选择力量减弱；随着企业知识的进一步进化，企业的创新潜力逐渐减弱，企业的能动性也随之减弱，市场选择力量则随之增强。当企业知识进化达到某种程度时，企业则可能从知识动态的演化世界转向契约建构的新古典世界。在不同演化阶段，共同演化的速度是不同的。共同演化也经历了一个非线性的动态过程：萌芽期的缓慢——发展期的快速——成熟期的缓慢。共同演化在萌芽期主要受到外生选择环境的影响(例如，需求环境、技术环境、制度环境和文化环境等)，在发展期主要受到内生的产业学习环境(知识环境)的影响，在成熟期则主要受到内生的产业选择环境(竞争环境)的影响。在共同演化过程中，萌芽期和发展期都是以合作为主，也是多样性生成的时期，成熟期则以竞争为主，也是多样性减少的时期。前者体现了知识的外部性、互补性和正反馈性等，后者则体现了知识的稀缺性和竞争性等。随着认知进化，知识的编码程度逐渐提高，共同演化也逐渐从局部互动演变成全局互动。最后，本文还建立企业和产业知识动态的简要模型，运用仿真模拟验证上述部分结论。本文是一项基础性的理论研究，具备如下几点创新：(1)选题富有前瞻性和创新性；(2)首次较为完整地建立了企业和产业共同演化的理论框架；(3)阐释了一个更具有普遍意义的有关企业性质的观点：(4)深入研究演化经济学的几个基础理论问题，并取得一定的进展。当然，鉴于作者能力有限，本文还存在许多不足：(1)缺少实证研究；(2)分析较为宽泛，许多问题还有待深入研究；(3)为了简化分析，本文仅仅研究企业间的互动，没有考虑企业和其它行为主体(例如，政府、科研机构、消费者、供应商和零售商等)的互动。这也导致本文缺少政策分析和建议。